政府规模扩张、福利效应与政策矫正*——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nsen TM方法实证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     

基于公共品资本化的地方财政激励制度研究*——土地财政如何影响公共品提供

本文以中国的城镇化为背景,运用公共品资本化原理,分析了地方土地财政制度,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制度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制度,对地方公共品提供激励的传导机制。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对地方公共品提供具有结构性的激励效应,但该激励机制建立在土地和房产交易之上,地方财政努力程度被交易时点截然分割。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从交易型向保有型“土地溢价回收”制度转换,将有助于建立对称的、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激励制度。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双轨制”垄断与城乡间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差异研究

在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的背景下,城乡土地征收拆迁市场明显具有买方垄断的特征,征收拆迁补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农地和市地征收拆迁补偿在时间和空间的测算结果表明：地均农地补偿远远低于市地补偿,但农地的人均补偿却高于市地,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在不同权重下的差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征收拆迁、土地财政和土地市场等方面的“双轨制”垄断的制度安排。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土地财政问题再思考 ——“消费补贴投资”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

社会各界对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普遍关注。本文重新思考该问题，建立一套全面解释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理论框架，归结为动机和能力两大因素。前者激发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观意愿，后者则是保证地方政府顺利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客观条件。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它们发展经济的动机一直非常强烈，根本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及其带来的土地需求快速增长，构成了能力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源泉。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一条“消费补贴投资”的发展路径，土地财政是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手段。地方政府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转化为对工业资本的财政补贴。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制度研究

本文旨在揭示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的制度成因,并利用2001—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一般预算收支缺口越大,对应的土地财政规模越大,这一点在中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土地制度方面,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中涉及的耕地面积与土地财政收入规模正相关,说明土地制度越不完善,地方政府越有扩大征地面积从而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入的冲动;在GDP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方面,人均GDP指标也通过了检验。本文的研究为促进土地财政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财政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 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592个国定扶贫县的考察

本文以国定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并细分“老、少、边、穷”四个地区,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财政支出行为变化的影响。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各类转移支付以及增量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既有支出格局下并没有特别偏向某类财政支出。这说明国定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转移支付被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支出以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     

市场开放、地方财税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键与核心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业结构优化形成方面。本文系统分析了市场开放与地方财税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03—2014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开放显著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但国际市场开放和国内市场开放作用力的大小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国内市场开放的作用力更大,中部与西部地区则相反。地方财税竞争一方面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另一方面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进一步考察发现,地方财税竞争会削弱市场开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的效力。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拉弗效应”,结构性减税只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就能在增加财税收入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其中的经济建设性支出会扭曲资源配置,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所得税相比商品税更趋于优化产业结构。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市场开放、矫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实施财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三化同步”大视野下我国的耕地保护

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重点剖析近年来我国耕地非农化趋势加剧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住房保障、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独立工矿地等方面全面分析未来建设用地需求,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农情和地情,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土地论土地”的传统思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加强耕地保护的政策建议。     

企业家出身造成了产能过剩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多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研究上述问题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这一微观视角,运用政治关联理论,就企业家出身造成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证解释。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为获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非市场回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对于出身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39%,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边际概率则平均偏高53%。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与宏观产业政策相比,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显著性,而过度投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影响途径。运用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源性误差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实证 发现。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政策重心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的边界,避免企业家依靠政治关联对政府资源的“俘获”。只有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家的创新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并从微观机理上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论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的协调运作

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由于传统的、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惯性使然,现实中“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经常发生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如何既保证一级法人制度的有效实施,又充分激发各行的分级经营活力,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一、现实中“一级法人”与“分级经营”的摩擦焦点所谓“一级法人、分级经营”,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的总行作为企业法人,除此之外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土地财政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阻力吗?——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机制,并基于2008—2016年全国2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异质性影响,其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影响,而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影响。在替换核心变量、变换模型估计方法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土地财政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造成的土地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对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影响。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财政、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9-2011年省级面板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土地财政和滞后的城镇化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1999-2011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检验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之间相互关系,进而考察二者对全国及区域层面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二者存在双向联动关系,且城镇化对土地财政规模的影响大于土地财政对城镇化的作用。（2）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土地财政与城镇化是驱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3）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强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城镇化的推进缩小了西部省份城乡收入差距但不利于东中部省份收入差距的改善。因此,要正确看待土地财政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未来应积极探索新型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革当前土地制度安排,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并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     

国民收入、价格水平与 省级政府公共文化支出

国民收入的增加、价格水平的上升会促使省级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文化支出占比吗？本文利用2004-2010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国民收入与公共文化支出占比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逐步“富裕”起来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2）价格水平的上涨是迫使地方政府增加文化支出的主要原因,即“成本病”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层面的制度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