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调整与中美经贸关系改善

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借助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从中美贸易收支和美在华FDI两方面,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虽然人民币汇率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中美经贸关系,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美中贸易逆差,而短期内的影响更不显著,两国贸易收支和美在FDI的收入效应也并不明显.因此,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决之道在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外贸发展战略;逐步完善汇率制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和贸易顺差的超预期增长推动人民币汇率一路走强。本文将就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分析其对我国进出口产生哪些影响，升值对解决世界贸易失衡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作出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论人民币汇制改革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力显著，但不同的汇率制度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及效应却有所不同。人民币汇制改革的效应显示：汇率弹性有所凸现，但弹性仍较小，对游资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已成当务之急；人民币小幅升值，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的FDI效应取决于今后升值的幅度和方式。     

加工贸易的本土增值 对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放大效应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11个制造业的季度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面板DOLS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升值联合出口品本土增值对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出口品本土增值度的提升,原本缺乏汇率弹性的加工贸易出口将变得敏感,而加工贸易进口由于与出口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因而汇率弹性也表现出显著为负。加工贸易的本土增值将放大人民币有效升值对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因此,加快国内技术进步,生产更加复杂的中间品,将适当缓解人民币“被迫”持续快速升值的压力。     

技术进步、工资变动与汇率调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汇率低估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和内外部失衡是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争论中的一个常见观点。本文利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讨论了技术进步条件下工资和汇率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扭曲的主要症结在于工资抑制,而非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工资外生的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造成通货紧缩、贸易顺差和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在降低贸易顺差、缓解货币升值压力的同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对实际产出影响甚微。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估汇率,而在于改善工资抑制的条件,比如破除行政垄断、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等等。     

汇率、垂直专业化和中美贸易不平衡

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结合中国参与国际垂直分工,计算整体和行业层面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指标,并且利用汇改以来的月度数据,检验在垂直专业化条件下的汇率与贸易的关系,结果发现,垂直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汇率的变化对于贸易没有影响;而垂直专业化程度低的行业,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和贸易顺差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是高垂直专业化的行业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经过组装以后再出口,其利益主要为跨国企业获得。并且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出口主要依赖这些行业,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导致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     

人民币升值能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吗

本文使用非线性平滑转换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时期内非线性模型能更好地拟合两者的动态关系,在非线性条件下,当期人民币升值将会使贸易顺差增加,前两期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当期贸易顺差减少,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非线性门限特征。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差额影响的时间路径像是一个"倒J-曲线"。200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虽然一直在发挥着降低贸易顺差的作用,但是,人民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升值:历史回顾、动力机制与前景展望

本文回顾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历史进程,剖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力机制,并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无论从1994年汇率并轨还是从2005年央行重启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有效汇率均经历了显著的升值过程。从利率平价、购买力平价、贸易余额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等短、中、长期维度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依然存在一定的升值动力。下一阶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取决于汇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考虑到贸易顺差、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输入性通胀与外部压力等因素的消长,下一阶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有望显著放缓(由之前的年均5%～7%放缓至年均2%～3%),并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的明显放大。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的影响——基于数量与结构的实证分析

中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使人民币遭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本书运用1994年至2010年的海关月度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2005年7月汇改之后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出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会引起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却不会引起贸易差额的变化。依据SITC分类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进行分析后显示,尽管人民币汇率开始对逆差主要项产生作用,对造成中国巨额顺差的三个主要类别却始终没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数量的主要原因。     

论人民币汇制改革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力显著,但不同的汇率制度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及效应却有所不同。人民币汇制改革的效应显示:汇率弹性有所凸现,但弹性仍较小,对游资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已成当务之急;人民币小幅升值,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的FDI效应取决于今后升值的幅度和方式。     

升值压力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调整路径研究

汇率制度的改变和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并不能解决当前贸易摩擦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同贸易伙伴国的储蓄率不平衡所引起的持续的贸易顺差。解决贸易摩擦需要贸易政策调整和汇率政策改革的配合。短期内解决升值预期的对策在于采用利率政策配合升值幅度消除资本流入的套利机会,中长期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关键是改革结售汇制度。     

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理论上汇率上升会降低出口贸易,在实证上却出现相反的结论。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却迅速增加。垂直专业分工到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就中国与世界30个主要贸易对象的出口贸易数据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出口的汇率弹性降低。因此,传统汇率理论会导致弹性的高估,在国际垂直分工下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也难以实现。     

汇率政策适应性调整——人民币汇率适度提幅增频双向浮动

自中国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后，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度有所缓解。而后，由于国际贸易顺差扩大，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分别为1141．97亿美元（美国方面统计中美贸易顺差为2016亿美元）和701．1亿美元（欧盟方面统计为1200亿美元），因而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等国的贸易摩擦升温，国际社会再次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等国又借口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过大而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坚持目前的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的政策，国外压力又比较大。本文根据中国企业融资偏好和金融体系的特征，提出对中国汇率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实行适度提幅增频双向浮动的汇率政策。这样，既有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又可以缓解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论人民币汇制改革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兼析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

本文对新汇制十个月的表现、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汇改的贸易效应、中国高贸易顺差的根源等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度不高,中国的高贸易顺差是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迁移效应"等深层次根源的结果,人民币升值的贸易收支改善效应不大,但对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人民币仍会有较强的升值预期,要注重人民币升值的节奏,适取小幅度、慢性化、长期性升值的原则.     

警惕人民币升值过度

近几年来,基于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呈加速上升态势.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后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中隐藏着伪装成贸易的巨额资本流入,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对我国经济造成灾难性打击.适当放宽长期资本流动,严格限制短期资本流动,降低出口退税率,激活我国国内B股市场和提高境内美元存款利率等,应是预防人民币过度升值的有效措施.     

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与汇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和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本文在建立一个简单的结构模型说明贸易、FDI和汇率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的贸易收支、FDI与实际汇率三者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实证结果从短期和长期角度验证了三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长期来看FDI对贸易余额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人民币实际贬值的J曲线效应明显,贬值改善贸易余额的时滞大约为两年。出口空间的大小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实际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吸引FDI。贸易收支的顺差和FDI的大量流入是近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恶化我国的贸易收支,但会对FDI的流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税、货币政策与中国实际均衡汇率

加入WTO后 ,降低进口品关税等措施将影响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同时开放经济下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也会改变均衡汇率水平。本文运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 ,探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关税税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改变、财政政策调整等措施对实际均衡汇率的长期效应。把货币引入生产函数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我们扩展了由Turnovsky提出的两商品资本积累模型 ,利用参数赋值(calibration)的方法进行了均衡状态下的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发现降低进口品关税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 ,而政府增加税收 ,减少对贸易品的消费则有利于人民币的保值和升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国外实际利率水平下降 ,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降低都将引起人民币均衡汇率贬值。     

汇率预期与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以我国家用视听类贸易为例

贸易与汇率关系理论难以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的现象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利用凯恩斯主义的国际收支分析思路,结合我国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现实,将汇率预期变量引入贸易收支模型,对主要家用视听产品的对外贸易进行实证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预期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及FDI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技术系统地研究了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效应,发现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国内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同期的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脉冲相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均表明影响FDI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自身,其次是人民币汇率,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意味着政府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尤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对外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视角：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顺差关系分析

贸易顺差会导致汇率升值,这是许多人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认识。近年来西方政界与学术界屡屡以中国贸易顺差为由要挟人民币升值。本文以1975年至2005年世界主要的46个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外汇储备、实际有效汇率数据为基础．以格兰杰因果检验为基本方法,进行了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大样本检验,获得如下结论：贸易收支不能单独决定汇率水平。本文同时对均衡汇率理论及应用进行了述评,指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按照西方均衡汇率实证模型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困难,其测算结果并不可靠。还指出：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持续,任何外国强权都没有理由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今后应以“大出大进”的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