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上升,叠加疫情影响所致的GDP增速大幅下滑,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数据显示,2020年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上涨约23.6个百分点至270.1%,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涨10.4个百分点,现已达162.3%,是继2009年后上涨最为迅速的一年.     

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较低,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可通过推动居民举债消费来实现扩内需和债务杠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转移,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宏观债务风险"软着陆"。根据美国和韩国的发展经验,居民部门债务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政府政策激励、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关系密切。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应多方发力、有的放矢,有序引导居民举债消费,鼓励和推动消费金融创新,促进新消费热点培育与消费金融创新相结合,构建住房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和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杠杆率增长在扩大内需支撑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居民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的风险。本文分析居民债务的构成、杠杆率的现状以及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杠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提出遏止炒房、控制杠杆率增速、强化社会保障、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预警等建议。     

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房地产价格与金融风险联动研究

本文首先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视角,对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联动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或有权益分析法和预期损失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基于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刻画了在不同房价区制下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1)房地产价格与各部门杠杆率互相推动;(2)总体上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并推高了金融风险;(3)低房价阶段,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互相降低,说明银行信贷此时投放比较理性,有加杠杆的空间;(4)在高房价阶段,政府杠杆率上升导致企业杠杆率和金融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则降低了政府杠杆率,说明此时应该侧重控制政府债务积累;(5)各部门杠杆率增速上升也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对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政府债务和高房价的联动需格外关注;同时,应该稳定房价,促进金融稳定.     

新形势下的国企控杠杆

<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2019年末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59%,杠杆率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接近发达经济体杠杆率,高出所有报告经济体杠杆率32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维持高位,且国有企业占比较大。2000～2019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从9.23万亿元上升至149.92万亿元,杠杆率从92.0%扩张至151.3%(国际警戒线为90%)。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存在杠杆率重新提升的风险。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64.5%。控制与化解国有企业债务风险,是深化改革、实现"六稳""六保"的一项重要任务。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特征、风险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海南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对海南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本文在阐述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结构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海南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稳增长的有关政策建议。     

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家庭杠杆率快速上升,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关系引发热议,相关文献 反映出：（1）家庭适度负债能促进消费增长;（2）家庭杠杆率上升存在临界值;（3）快速加 杠杆是主要风险来源;（4）识别家庭债务异质性可以缓解信贷约束。目前我国家庭杠杆率依 然处于合理区间,但需重视快速加杠杆带来的风险隐患。为保持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本文提出 从供给侧优化金融条件,从需求侧约束快速加杠杆行为,并发挥减税的收入调节作用等建议。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

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日臻完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替代性逐渐加强，如何优化债务结构，有效、稳健地去杠杆，成为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错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03～202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分析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股价长期稳定和长期剧烈波动均并不利于企业债务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适当的股价波动能够缓解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无论是考虑股价崩盘风险，抑或是股权所有制、企业规模的异质性，适当地提高杠杆率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程度；杠杆向低股价崩盘风险、低杠杆率企业转移能够有效改善金融配置效率。     

消费金融前景展望

天时:居民杠杆率已无增长空间 天时,是指时机,属于大环境、大趋势,映射到产业发展层面,主要指其所处发展阶段,是处于初期、快速增长期,还是成熟期. 消费贷款本质上是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过程,可以用居民杠杆率所处的位置来大致判断其发展阶段.2020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2.2％,自2011年以来累计上升34.3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房贷杠杆测算及未来趋势研判

本文比较了我国与美日居民部门房贷总杠杆率和边际杠杆率,重新测算了我国居民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并在不同情景下,对我国居民实际购房交易杠杆进行估算。此外,从房贷偿付能力、房贷偿还压力、居民部门贷存比等角度,对我国居民部门房贷加杠杆的空间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虽然房贷总杠杆率仍略低于日本,但边际杠杆率远超美国和日本当前水平,并已与美国的峰值水平相当。此外,我国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已从2012年的0.5倍上升至2016年的1.5倍,而实际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应已在2倍以上。综合各项指标,我国居民房贷偿付能力正经受巨大考验,已超过美日房地产泡沫前期,与此同时,我国居民部门已从年度资金净融出部门转变为资金净融入部门,未来房贷加杠杆的空间已越来越小,房地产加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应引起高度警惕。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挤出消费了么?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消费出现降级,导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并挤出了居民消费。不过,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该论断未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居民服务消费,忽视了消费升级现象和无法解释美日危机前消费增速持续高位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房价持续上升时期居民家庭杠杆率提升,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会促进消费;二是经验表明宏观层面居民总杠杆率处于合理区间,居民加杠杆和消费增长就会始终存在;三是我国居民实际杠杆率目前不高,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因此,当前的工作重点不是降低居民总杠杆率,而是应重点防范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加杠杆风险。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从资金来源变化看去杠杆的逻辑

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以来快速提高,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需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我国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其信贷资金来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银行直接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提高,因而有必要结合非金融部门加杆杠的资金来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其去杠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阐述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现状,系统分析了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资金来源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思路建议。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适配性研究

本文将宏观杠杆率按照部门分为政府部门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以中国2007年1季度至2020年4季度的分部门杠杆率和GDP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发现,非金融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贡献度最高,为34%;住户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由正转负,贡献度为9%;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据此,本文提出适度提高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降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以维持我国宏观杠杆率适度性的政策建议。     

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和去杠杆方式的探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国有企业杠杆率问题更为严重,其中中央建筑企业杠杆率问题尤为突出,成为降杠杆减负债的重中之重。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问题的现状,细致剖析了高杠杆的原因,并对中央建筑企业去杠杆减负债提出若干建议。     

非对称性去杠杆诱发的“次生风险”问题研究

<正>201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金融风险形势整体平稳可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杠杆率总体可控的表象下则是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前一阶段加杠杆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却成为现阶段去杠杆的主要对象。"权""责"错配的非对称性去杠杆极易诱发"次生风险",威胁区域金融稳定,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高度重视这一"化解风险的风险",实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方略。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及传导路径

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效应已较为突出。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其风险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居民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呈“U”型关系,拐点为53%;房地产和企业债务是主要传导渠道。最后,提出健全居民部门杠杆率监管制度、优化调整居民杠杆结构等对策建议。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