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竞争性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手工收集2008-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的持股及委派高管数据,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否改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不存在显著关系,而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能有效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外部审计和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在内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仅持有公司股权难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代表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更能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吗?

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利用2008—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对高管腐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行政层级和行业竞争程度对上述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并不能减少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只有当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治理才会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产生显著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仅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在中央企业和垄断行业中该作用并不显著。最后,本文就如何更好地治理当前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非国有股东控制权配置与国企生产效率

基于控制权理论视角,选取2008～2020年我国主板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探讨非国有股东控制权配置对国企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单一路径分析,委派普通董事或监事对国企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明显,但委派高管或执行董事能显著促进国企生产效率的提高,相较于委派高管,委派执行董事对国企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从组合路径分析,委派“普通董事+监事+执行董事”组合、“执行董事+监事”组合和“普通董事+监事”组合均能产生协同效应,且大于单纯委派组合中某个代表对国企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同时委派代表的异质性越强,产生的协同效应对国企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综合比较,非国有股东控制权配置对国企生产效率提升作用由高到低的顺序是：“执行董事+普通董事+监事”组合、“执行董事+监事”组合、执行董事、高管、“普通董事+监事”组合。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专用性投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国企生产效率的提高。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优化社会责任行为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赋能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对不同动机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异质股东能否形成多元共治，不仅取决于股权融合视角下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更取决于（超额）委派董事所形成的话语权。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够降低国有企业履行自利型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促使其管理者或股东履行战略型社会责任。本研究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从决策层面建立健全国企治理机制的有益探索，而且对国有企业异质性股东参与治理和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控制权配置优化研究

如何优化国有控股混改所有制企业控制权配置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探索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控制权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从股东持股与委派董事两个维度探讨了混改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的控制权配置优化.结果表明:在目前情景下国有股东控制度与企业经营业绩负相关,且降低国有股东在董事会的控制度对企业经营业绩提升较为显著;非国...     

非国有股东委派代表之控制权理论探讨——基于混改高质量发展背景

以2007～2021年非国有股东向主板上市国企委派代表为研究对象,从国企、非国有股东及其委派的异质性代表等角度分析混改实践中非国有股东委派代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基于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理论视角,诠释非国有股东委派不同代表拥有不同控制权对国企生产效率的影响：委派普通董事或监事拥有更多的是名义控制权,而非实际控制权,委派高管拥有实际控制权,委派执行董事既拥有名义控制权又拥有实际控制权;实际控制权能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如果仅拥有名义控制权而无实际控制权不能达到同样效果,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相结合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最高。由于委派董事会受到持股比例的制约,而委派高管不受此限制,应鼓励非国有股东增加委派高管的比例,实现国企生产效率的提升。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了打造具备长期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最终表现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引入非国有资本盘活国有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以2008～2019年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层面引入非国有资本无法促进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治理层面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化水平来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基于此，本文从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调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增加对实体经济等的投资方面，对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提出了相关建议。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金融错配与企业双元创新

为了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金融错配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文章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探索式创新负相关,与企业开发式创新正相关;金融错配能够促进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负相关关系,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开发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股权质押背景下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影响的认识,对优化资源配置、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机制的影响研究 ——以制造业家族企业为例

文章以2009～2015年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委派董事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降低了中小股东对其的制衡水平,阻碍了技术的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以及审计质量低的企业中,其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对公司治理及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发展,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监管及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战略投资者及其控制权配置与国企混改绩效 ——基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双视角

本文以2014—2019年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全部A股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战略投资者参与水平对国有企业混改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战略投资者仅持股不能提升国企混改绩效,而参与高层治理,改善治理结构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混改绩效;异质战略投资者在持股和委派董事方面对国企混改绩效均具有协同效应和制衡效应,且在委派董事层面的制衡更能促进国企混改绩效的提升.     

数字技术应用与国有企业创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调节作用

为明确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选取2008～2021年我国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相较于非国有股东占比，委派董监高在数字技术应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更强；数字技术应用可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和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小企业、处于垄断行业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国企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国企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在推进国企混改的过程中，需加强对非国有股东是否参与公司治理的关注；国企在应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应时刻审视自身动态能力、管理流程和决策效率等。     

董事会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选取2008—2015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成员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但尚未发现独立董事成员数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同,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董事会成员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在非国有企业中对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国有企业中,尚未发现董事会成员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显著影响,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因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相关部门应当把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作为国有企业决策人员考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管。     

参与产业帮扶、高管社会资本与竞争优势

参与产业帮扶可以助力企业形成声誉优势,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本文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参与产业帮扶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高管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参与产业帮扶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参与产业帮扶对其竞争优势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二,高管社会资本与参与产业帮扶之间显著正相关,并强化了参与产业帮扶对其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第三,高管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因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即高市场化进程地区、国有样本企业高管社会资本能正向调节参与产业帮扶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非国有样本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不同控制环境下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组检验了在不同的控制环境情况下~①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且在控制水平差和"非兼职"~②的企业内部显著水平更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控制环境是影响非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国有企业中"绩效薪酬"契约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产品市场竞争、政府补助与双元创新投资 ——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视角

以2014—2018年深市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并且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产品市场竞争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市场竞争与双元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政府补助的增加会强化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并增强市场竞争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企业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减少投资短视行为,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投资能力.     

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股权质押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那么风险投资的股权质押行为会给企业创新带来什么影响呢？以2007—2017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会提高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独立董事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非国有和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风险投资股权质押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