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评估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GVC地位指数,以准确评估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下游环节。中国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增值、国外价值增值的明显偏高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提升。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双循环格局研究——基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考察

利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的2012、2015、2017年31省区市42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MRIO）,分“京津及北部沿海”“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东北”5大地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为代表,基于对地区产业总产出增加值的完全分解,刻画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初步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分工程度较高,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也较深,国内价值链主要由东南沿海地区主导驱动,通过“大进大出”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相对独立性尚待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国内循环为主,地区间循环更为紧密,主要依靠本地增加值流出和出口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畅通的国际产业链循环促进了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循环升级,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字产品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需要加速构建安全稳定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现状及竞争力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入调整,贸易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同时中国进入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时期。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使用WIOD数据库1995—2011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从供给层面测算中国整体及货物生产业、服务业增加值输出。并基于增加值测算产业显性比较优势。中国自身增加值90%用于国内最终品和中间品的生产,不足10%用于国外生产;各产业自身增加值用于国外最终品生产的比例大于中间品;传统货物生产业优势下降,而高技术货物生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多数服务业具备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竞争力不足。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GVC分工特征及贸易互补性研究

通过对"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与分解,从垂直生产结构视角探讨了2000～2014年"金砖国家" 56个行业相关产品生产所需阶段数目的变迁。继而,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借鉴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国际比较,探讨了"金砖国家" 56个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与国际地位差异。借助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以明确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弱。研究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增加值出口规模均居"金砖国家"之首,"金砖国家"共有19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为接近,但对于多数行业而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有一定差异。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极为广阔。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以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沿海地区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是造成东中西增长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与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扭曲和分割有关.在新一轮的扩大内需战略下,建立我国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以此带动东中西关联产业的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完成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对策之一.     

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分析

本文利用一些典型年份及2015年最新的年度数据从不同技术等级的中间产品贸易状况、产业内贸易类型以及增加值贸易等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结果显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此外,从细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相对较高。最后就如何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和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美国低。2000—2014年美国服务业GVC地位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则是先下降后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大多数细分行业GVC地位都高于中国,但中国"c31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GVC地位指数一直高于美国。2000—2008年中国服务业整体GVC参与度高于美国,2009—2014年低于美国。2000—2014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RCA指数都大于1,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解

垂直专业化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大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考察垂直专业化的结构特征。本文利用最新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结构特征和变动趋势,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与动态变化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比较和测度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贸易利得。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量和结构方面,金砖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分度,在其他的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表现类似,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为金砖国家以后发展的重心。同时,在全球价值链收益方面,来自外部需求的贡献率也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金砖国家均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得,中国尤为显著。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收益角度,中国制造业已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国际化、市场化,改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

来源于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波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致使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在宏观层面降低国际贸易的潜在市场需求,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业绩,进而负向影响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具有抑制效应,且出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大于进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分别大于传统最终品、简单全球价值链。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关系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向及跨国分工程度等因素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最大,而跨国生产分工越深化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显著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增加值核算体系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上游度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结合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核算下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利用最新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服务贸易整体、服务大类、细分服务部门三维度深入分析我国2000～2014年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在上游度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具有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指数值更大;(2)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偏弱,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资本密集型以及公益服务型两类服务业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西部地区农业参与国家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位置研究

文章基于2012年和2017年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价值链“参与程度—复杂程度—生产位置”指数框架,对西部地区农业参与国家价值链的程度及生产位置等进行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相较于参与其他地区价值链的程度,西部各省份农业参与东部地区价值链的前向参与程度指数明显较高;大部分西部省份对区域内部和外部地区的后向产业关联增强;西部地区参与国家价值链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长度都有所减少。在研究期内,西部地区农业在国家分工网络中从价值链的上游变为下游,在东北地区分工网络中处于价值链上游,在东部地区处于价值链下游。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沿产业链推动跨省、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延长农业价值链的长度,以形成国内农业产业链大循环。     

技术轨道视角下中国全球创新价值链嵌入位置研究

在技术轨道理论的基础上,借助全球专利数据库测度中国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嵌入位置,并结合具体实例研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模式和"引进来"模式下嵌入全球创新价值链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非核心技术领域和低端环节,全球创新价值链参与度为47.30％,低于美、日、德、法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中国的全球创新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发达国家目前仍存在差距,在"走出去"模式中不能完全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引进来"模式中存在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现象.中国参与创新领域国际循环受到一定阻力,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创新领域暂且没有形成全方位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应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念为引领,打造畅通、高效、自主的创新领域国内循环,提升中国创造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实现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基于嵌入模式的实证分析

结合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增加值贸易,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模式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有异质性。从嵌入方向来看,前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后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前向参与的促进效应远大于后向参与的抑制效应;从嵌入深度来看,无论是浅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还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均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深度参与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视角

电子信息产业因其产品生产高度模块化而具有典型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特征.本文以GVC理论和贸易增加值核算法为基础,基于OECD-ICIO数据库的多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区分一般贸易出口产品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运用GVC长度与上游度指数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嵌入GVC地位进行分析与跨国比较.结果表明:GVC长度显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各环节的联系不断加强,国内产业分工不断细化;GVC上游度则表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最终产品加工生产环节,而一般贸易产品虽处于GVC中间环节,但是嵌入深度不够,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阻力较大.     

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竞争力研究

通过测算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双边贸易规模及结构,探讨两国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依附于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和装配等低端环节,整体竞争力低于美国,但近年来有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趋势;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主导着全球价值链的研发和设计等高端环节。因此,应当继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国际技术交流平台,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助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价值链升级。     

数字贸易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增强一国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深度剖析数字贸易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作用机制基础上,利用TiVA、UNCTAD和WDI等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呈倒“U”型关系,数字贸易水平超过阈值后,其引发的负外部效应会逐渐显现;相比于发展中国家,该倒“U”型特征在发达国家更为显著;科技创新在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