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率政策对物价的时滞效应实证研究

利率政策对一国的物价水平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但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利率政策对物价水平的时滞性,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设.     

中国利率政策对物价的时滞效应实证研究

利率政策对一国的物价水平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但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利率政策对物价水平的时滞性，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科技创业政策作用机理: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及倍增效应视角

科技创业活动伴生的企业形成、成果转化、新产品产生、新价值创造等活动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决定了单靠目前我国不太成熟的创业市场资源自主配置方式难以满足其要求,迫切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于创业认知、创业导向、创业网络等理论构建理论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对武汉市243家科技创业企业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科技创业政策主题对于科技创业政策的效果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创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倍增效应对科技创业政策主题影响科技创业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比较研究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一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愈来愈明显地表达出国家竞争战略的意志。同为金砖五国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一直备受关注。以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者异同点，发现其均是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产物，且将科学技术产业化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在发展程度上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总体领先于印度，而印度的包容性创新理念也值得中国借鉴。最后，有针对性地从民生建设、人才培养、产业集聚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成为促进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动因。匹配度检测与评估是科技创新政策管理的保障措施,是基于证据的科技创新政策调整依据。运用供需匹配理论,引入政策供需主体共同作用对象——科技创新政策,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架构。以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财务部、科技部发布的82份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及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管理人员的调研结果为依托,实证研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需错位问题。结果表明：在供需匹配理论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科技创新政策,可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状况;在供给导向性政策和环境导向性政策方面,科研院所、企业与政策供给主体的匹配度相对较低。     

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综述

从科技创新政策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地区科技创新政策研究、行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技政策研究、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的研究和其它国家的科技创新政策分析6方面对近5年来（2000～2004）国内学者研究科技创新政策的状况进行了总结.     

台湾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效应与启示

一、台湾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和地区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竞争能力,纷纷推出科技创新战略.台湾地处孤岛,自然资源贫乏,科技基础薄弱,科技产业长期停留在加工技术层次,缺乏自主的研发创新能力,许多产业的关键技术受控于发达国家.     

科技创新政策滞后概念模型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滞后是指从产生显著政策需求到产生显著政策效果存在一个时间差。影响科技创新政策滞后的因素包括宏观因素、政策级别和政策过程3个方面,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滞后的概念模型,并以天津专利政策为例,基于政策模型、通过专家打分法和事实分析,估算了科技创新政策滞后的时长,提出了降低政策滞后时长的建议。     

基于关联数字矩阵的科技创新政策传导路径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传导系统是一个动态复杂性反馈系统，基于关联数字矩阵对政策传导系统路径进行量化研究，综合考虑政策输入变量—政策过程变量—政策输出变量的整个过程，建立科技创新政策传导模型，结合关联数字矩阵反馈复杂性、系统动力学和政策科学，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传导系统因果关系图，并根据政策工具的划分解析人才、税收、研发、政府采购、服务外包5类政策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科技创新政策传导系统存在87条正反馈环，无负反馈环，其中主导反馈环45条；②通过关联数字矩阵最终得到14条政策独立主导传导路径并明确各个路径的数量、长度和极性，其中，8条路径都存在延迟效应；③人才激励在政策调控促进创新和发展中占比较大，具有重要地位，服务外包政策紧随其后，两类政策工具对政策调控效果具有直接显著作用，而研发补贴政策对目标的调控最缺乏活力。     

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机理

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依据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影响因素,将区域双创政策分为供给推动型政策、环境影响型政策和需求牵引型政策,并分析了3类政策对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作用过程;构建了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黑龙江省实际数据为例,对3类双创政策影响因素进行仿真,进一步对区域双创政策实施展开分析。研究结果可为其它地区双创政策实施与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创新系统功能-结构耦合分析的系统性科技创新政策架构研究

系统失灵理论是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立足点。提出创新系统功能-结构耦合分析法作为创新政策分析的基础,把创新系统结构分析、创新系统功能分析、系统失灵和系统性政策工具整合起来,构造一个系统性科技创新政策架构。阐明政策制定者应用这个架构辨识系统失灵问题并找出解决已知问题的系统性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流程。系统性科技创新政策架构应被视为一种决策支持工具,供政策制定者应对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时使用。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典型特质及培育政策建议——基于84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实证分析

对84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研究发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深厚的专业积累与稳定的研究方向、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方法和系统思维能力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4个典型特质。培育创新型科技人才,政府要重点塑造有利于创新的教育文化,发挥科技评价的创新导向作用,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政策。各类科研机构也要加强对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建立符合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科技评价体系,从薪酬体系、选拔机制、发展渠道和科研基础建设等方面强化对科技人才的创新激励。     

企业对政府创新科技政策的响应机理研究:基于回声模型

资源基础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对创新科技政策的响应过程.在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企业政策响应受到认知力、规模、决策者偏好、利益、创新能力、研发需要和其它企业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回声模型,探讨了企业响应创新科技政策的行为机制,刻画了各种因素在政策响应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各项行为的触发条件,最后分析了企业响应政策的行为匹配模式和自适应响应流程.结果发现,资源依赖是企业响应政策的根本,自组织进化是政策被企业良性响应的重要保障.     

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合理边界研究

科技创新活动存在着知识溢出,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作为。根据庇古(Pigou)关于外部性思想的阐述,财税政策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领域也不例外,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合理边界应由科技创新活动外部性的大小来界定。     

科技创新创业金融政策满意度研究

首先分析了陕西省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环境,然后评价创业者对金融政策各指标的关注度和满意度,并运用四分象限图法寻找关键影响因素,最后从创业者视角研究了创业者对陕西省金融政策的直接诉求。结果发现,政府需加强金融理念创新、体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与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以及风险防范创新,为创业者营造完善的金融运行机制,而非直接资助或对企业进行补贴。     

中关村国家示范区科技金融创新分析与趋势预测

作为国家示范区"先行先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科技金融试点,中关村又一次成为全国创新创业的"风向标"。梳理了近年来金融创新促进创新创业的实践效果,其主要不足表现为创新方式示范效应大于实际效应、金融支持的积聚效应不明显、示范区内科技金融的内循环不畅等。展望未来3-5年,将科技与金融资源优势转变为创新创业优势,致力于科技型企业信贷融资、创新创业银行以及以联通创新创业信息孤岛为载体的中关村科技金融内循环体系建设,将是中关村科技金融创新的主要突破方向。最后,还提出了按照积极培育市场与弥补市场不足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中关村科技金融内循环体系的建议。     

基于创新过程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研究

针对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存在的理论基础薄弱、涵盖面不全等问题,从科技创新的主要特点及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政府作用角度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框架,并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近期实施的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科技创新政策,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

概括了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及创新现状,分析总结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二次创新3种技术创新模式,并对3种模式的特征分别进行了研究。最后指出研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对探索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发展道路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科技人才政策的阶段性特征

以“九五”时期以来浙江省颁布的119份科技人才政策为研究样本,采用“政策年度”、“适用对象”、“政策类别”和“政策文种”四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时期浙江省科技人才政策与该时期的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导向密切相关,但是政策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亟待提高;有关人才评价、人才激励以及人才保障类型的政策需进一步完善;已颁布政策有较强规范性和约束性,而指导性与可操作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