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长结构显现转型迹象

新兴产业投资比重已经过半,投资结构出现转型迹象。但基础设施投资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如何提升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还需要更进一步制度支持2012年投资增速预达20%2012年前3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同比增速不仅低于去年同期,而且环比也逐月下降,到9月筑底企稳。在名义增速不断下滑的同时,投资实际完成工作量增速高于去年同期(见图1)。     

青海省劳动生产率问题探析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本文在分析青海省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影响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就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了建议措施。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

采用 VEC 模型,考量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国内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结果证实产业结构调整是引起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增长的原因,国内投资的增长也是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市场化转型的制度视角,利用中国30个省、市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FDI本身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正向的作用。然而,在市场化转型深化的制度条件下,FDI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得以显现,市场化转型程度越高的地区,能从FDI的流入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另外,政府干预减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产品市场发育有利于FDI溢出效应的发挥;而要素市场环境和市场中介及法律环境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则不显著。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会加剧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而严重的结构失衡又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以1982—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来探讨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建议,以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会加剧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而严重的结构失衡又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以1982—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来探讨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建议,以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货币、投资与经济增长

由于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地位 ,本文借鉴凯恩斯的“利率———投资”传导理论分析我国的“货币———投资”作用机制。结论是 ,凯恩斯的货币———利率———投资———产出的传导渠道在我国并不成立 ,问题在于货币———利率链条和国有经济的利率———投资链条是断开的 ;但货币供给是决定投资量的一个重要变量 ,货币———投资———产出的传导渠道成立。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满足社会的投资需求 ,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减少货币供给则社会的投资量相应减少 ,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仍是传导渠道中的重要约束 ,通过设定、调整名义利率可以调控实际利率水平 ,使之更加适合投资的增长、产出的提高。     

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生产结构转型与人口增长转变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视角为理解生产结构转型与人口增长转变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论机制。以脑力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比重提高为特征的生产结构转型将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高家庭生育养育机会成本并降低生育率,进而增加女性劳动相对供给,这又会进一步提高脑力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比重。直接干预女性劳动定价政策可能会带来女性结构性失业,反而扩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且不利于生产结构转型;单方面降低女性生育养育成本政策虽然能够提高生育率,但也可能产生类似不利影响;降低男性生育养育成本政策既可以提高生育率,又可以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并促进生产结构转型;生育养育成本补贴支出由政府承担的影响比由企业承担更为温和。本文结果表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应与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推动生产结构转型的政策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本文研究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了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越强以及代理冲突更严重的企业中更显著。同时,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大,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降低劳动投资不足,且对雇佣不足与解雇过度两个方面都存在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揭示社会信任在企业劳动投资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级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政府对教育、能源、通讯和环保的公共投资更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各项公共投资对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东部地区能源投资最显著,中部地区则主要依赖于科技和通讯投资,西部地区更侧重于教育和政府的绿色公共投资。     

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对结构性投资增长的理性判断

本文针对前一时期理论界普遍认为的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苗头,在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投资增速过快这三种经济现象进行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判断,并对抑制结构性投资过热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uses firm-level data for the Czech Republic toshow that during 1992–96 foreign investment had the predictedpositive impa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of recipientfirms. This result is robust to corrections for the sample biasthat arises because foreign companies tend to invest in firmswhose initial productivity is above average. Together, jointventur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ppear to have a negativespillover effect on firms that do not have foreign partnerships.However, wi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one, the magnitudeof the spillover becomes much smaller and loses significance.This resul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act that joint ventures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 shareof total output in many industries, suggests that further research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knowledge diffusion fromfirms that have foreign links to those that do not.     

兼并收购可以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吗？

本文使用200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司被并购对其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被并购带来公司的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即公司会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和高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常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渠道检验发现,并购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来促进企业的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并购对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非完全换股并购和低绩效企业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