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及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实,本文在Gali（1992）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数量型货币 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SVAR模型,并运用1995年-2017年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 检验。SVAR模型的实证显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均有正向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 对当前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有限,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和通胀均有快速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思考北大核心SSCI

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挑战,指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可能取向:保持定力,在维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盘活存量,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在低通胀水平下继续激活并用好"降息降准"等常规货币政策手段,稳定金融环境;通过定向微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新常态”时期货币政策时变反应特征与调控模式选择

本文主要以1996年1月-2016年6月的通胀缺口、产出缺口、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为基础,运用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当局的时变反应特征和调控模式。从中得出结论是:我国货币政策与通胀缺口和产出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央行存在非对称偏好, “价格型”货币政策有规避产出收缩偏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微弱规避通货紧缩偏好。就效果而言,“价格型”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效果较好,而“数量型”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较好。由此提出“新常态”时期的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理性看待并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和物价水平下滑,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二是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三是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为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创造良好环境。     

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的时变关联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时变格兰杰模型和具有区制转移特征的局部投影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周期之间的时变关联、因果次序以及政策互动视角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政策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变动会促使经济周期同向变动,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有效调控经济周期;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特征,但顺周期的程度在不断减弱,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周期的立场一直表现出逆周期特性,但对经济周期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程度在不断减弱,这可能归咎于“金融稳定”“区间调控”或“量价转型”。（2）我国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周期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之间,且只有在经济新常态之后两者才呈现出明显的耦合关系。（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动模式的主要功效是提升了各自稳增长的短期有效性,而中长期经济效应并不显著。     

宏观经济“三重压力”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效应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分析国内宏观经济“三重压力”的表现、原因以及内在关联,探讨财政货币政策应对“三重压力”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2008年1月—202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建立具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对国内需求、供给和预期的调控效应。在样本期内,支出型财政政策、税收型财政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需求、供给和预期的调控作用具有显著的时变效应且影响方向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单独一种政策无法同时实现需求、供给和预期管理,应对“三重压力”需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据此,提出应对宏观经济“三重压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建议。     

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可持续性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宏观调控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更加关注就业增长和结构转型。由此,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应运而生,即在保持流动性适度和货币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定向支持短板和薄弱环节,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降低融资成本,成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新思路。本文从国际央行经验出发,分析了我国实施定向调控货币政策的实践操作、取得成效、优势与局限,对优化货币政策定向调控提出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调整分析

随着经济新常态时代的到来,原有的经济政策结构很难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而货币政策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调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不同经济新常态特征下货币政策的定向调节,为货币政策发挥调控作用提出具体路径,再以货币政策目标为准绳,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货币政策提出建议,以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不同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模式的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假设存在价格粘性和产品市场垄断竞争,建立包含家庭部门、厂商部门、央行部门和财政部门的DSGE基本模型,考察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配合模式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先制定的情形下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两大政策完全独立制定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大;一方政策先行制定的模式要优于两大政策完全统一制定的模式。同时,本文还就财政政策先行制定的模式,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利率、财政支出以及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我国货币政策有强烈的通胀压力,政府债务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较深远。     

“稳增长”与“防风险”双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抉择

“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平衡兼顾双重政策目标的门限理论模型框架,基于反事实方法评估了动态平衡上述两大目标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研究表明:(1)2008年以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增长政策功效,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2)财政政策对三部门杠杆的影响呈现显著增强态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则在经历“增加—下降”周期后趋于稳定,利率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近年来呈现增强态势,由此表明利率的传导效果正在不断得以强化。(3)从反事实结果看,宏观调控的最优政策搭配抉择取决于政策当局在动态平衡不同目标中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依赖于精准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偏好强度。     

减税、增支与宽货币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基于CGE模型的模拟分析北大核心

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比较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不同政策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在财政政策中,减税政策的效果优于增加财政支出,增值税减税政策最能促进产出的增长,其次是增加民生性支出的财政政策。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应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精准提效,货币政策稳健精准有力。     

以改革矫正经济社会结构失衡

在“保增长”取得一定成效后,政府宏观调控应把重点放在“调结构”上。“调结构”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不再仅仅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继续强化,而是在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继续实施的同时,强化改革并深化改革。政策调整可以“保增长”,但是,“调结构”要依赖改革加速。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两大基本工具,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加强与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使之形成合力,提高运行效应,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同经济结构需要相匹配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鉴于此,本文以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为切入点,在测算我国经济结构指数(ESI)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数量型、价格型政策工具的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TVAR)以及测度定向调控政策工具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探究不同经济结构状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并据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需求主体的剖析及政策制定

需求主体包括投资需求主体和消费需求主体。刺激内需,既要刺激投资需求,又要刺激消费需求,在当今相对过剩的经济中,更重要的是刺激消费需求,分析需求主体的层次性关键是要让其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可分为中央财政政策和地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分为“面上政策”和“点上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合,这里要强调的的是：中央财政政策和面上的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地方财政政策和点上的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两者的配合虽有难度,但是这种结合对刺激消费需求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双稳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决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射新宏观经济思想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令人瞩目的重大经济方针变化。就是由原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表明，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自此“功成身退”，“双稳健”政策成为新一屠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决策。同时也成为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将主导2005年乃至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向。     

准确把握稳健货币政策内涵促进基层央行科学发展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了2011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取向,人民银行作为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的宏观管理部门,在全面、深刻领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基层实际采取得力措施,切实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地方经济金融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储蓄过剩时代的宏观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已从供给约束型转化为需求约束型，私人部门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导致的储蓄过剩成为其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储蓄过剩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削弱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使经济增长更加依赖财政赤字和进出口贸易，也使贸易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为维持总量平衡，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而言，运用财政政策改善供给、增加消费；运用货币政策实现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学术镜鉴、政策应用与未来实践展望

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动态变迁与多元化发展进程,并在学术镜鉴与政策应用总结的基础上,重点展望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未来实践方式。研究发现:第一,“大缓和”时期,货币政策更多关注“总量”问题,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能够满足宏观经济调控需求,“新共识”框架成为主流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相继暴露,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控需求日渐明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陆续步入政策前台。第三,新形势下,货币政策当局应该在互补机制、使用频率和操作风险等方面探索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机制。     

经济宏观调控与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运用一系列政策、法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结构实施的控制和调节。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就是对货币供求与社会资金配置结构的宏观调控。而这种调控则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而制定的指导财政     

异质性预期、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来自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双重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厘清公众不同形式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对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系统考察不同预期行为下经济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据此讨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央行偏好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异质性预期模型较理性预期更易放大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造成的通胀、产出均衡偏离,并引致较大央行福利损失;价格型调控相比数量型调控能更有效降低宏观经济波动,但数量型调控仍在局部情形占优价格型调控。为此,本文认为央行应强化预期管理,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等以增强公众理性预期程度,并在宏观调控时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遴选合意货币政策工具,以提高货币调控效率,更好引领新常态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