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利型创业、创新型创业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市场化协同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探讨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效应机理差别的基础上,运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2002-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市场化进程中创业类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阶段性差异。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协同效应的情况下套利型创业尤其是技术套利型创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但在市场化协同作用下,创新型创业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性和影响系数均大幅提高,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显著下降。同时,门限回归检验发现,创业类型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阶段性差异。     

区域创业、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不同类型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创业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结果发现: 我国区域经济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机会型创业质量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会促进该区域内部及创业水平相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但可能抑制地理位置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需求型创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可能抑制该区域内部经济增长，但会促进地理位置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溢出效应最大。     

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创业

加快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是中国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城市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其促进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范围内最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更为显著，进而有助于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加快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创业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总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在不同地区、对象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直接促进居民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居民创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创新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只有在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才得以发挥,而且该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     

创新创业能力的空间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基于GMM方法的实证分析

笔者采用2000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GMM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和创业能力都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从全国层面来看,创新对整体生产率存在较弱的积极促进作用,而创业对生产率的正效应不显著;创新和创业除对高创新高创业能力地区生产率存在10%水平上显著的正效应外,对其他地区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均不显著;创新可以促使地区生产率提高,而创业的促进作用没有明显证据支持。     

中国创新创业活跃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创新创业活跃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创新创业活跃度及其子维度对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创新活跃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业活跃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创业活跃度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显著,创新活跃度对东、中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不显著;自“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创新创业活跃度及其子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制度环境、创业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1994—2012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创业制度环境下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创业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及司法体系的建设强化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腐败和政府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本文的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创业及制度环境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创业经验与创业导向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基于双元机会开发的视角

文章基于双元机会开发的视角,探讨企业先前创业经验、创业导向、双元机会开发与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对271家中国新创企业的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两种检验方式对概念模型的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先前创业经验和创业导向分别对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先前创业经验对均衡型机会开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但对创新型机会开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创业导向分别对均衡型机会开发和创新型机会开发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均衡型机会开发和创新型机会开发都会对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存在正向的影响。     

注意力与创业倾向关系视角下创业环境建设

基于调查数据,构建了潜在创业者环境注意力质量、创业学习活动的创业倾向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创业政策注意力质量对创业倾向具有促进效应但不显著,创业文化与创业组织注意力质量对创业倾向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业学习活动不仅对创业倾向有直接效应,而且有利于提升创业文化与创业组织注意力质量的创业倾向效应,但其在创业政策注意力质量与创业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成立。因此,创业环境建设需要着眼于潜在创业者注意力质量,强化创业政策宣传、创业文化建设、创业学习开展。     

“创而不业”为哪般？象征性创业形成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创业活动日益活跃的同时，“创而不业”现象也随之增多，此类创业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业在行为表现、创业动机等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但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基于此，运用扎根理论选取13个案例，探讨象征性创业类型、形成路径与机理。研究发现：①象征性创业与实质性创业行为表现差异源于创业动机不同，后者追求创业的实质意义，即通过机会识别与开发实现价值创造，而前者则是在象征意义驱动下的行为选择；②根据外部诱因与动机不同，象征性创业具体细分为传染型、策略型和表演型3类，可分别采用社会比较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加以解释；③3类象征性创业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传染型创业是由同群创业唤醒负面情绪而引发的模仿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修复心理落差，策略型创业是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政策“套利”的一种手段，表演型创业则是为缓解社会规范压力而开展的印象管理行为。研究结论为深化创业动机研究和理解创业行为差异提供了参考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创业导向与双元创新

创新型经济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着力点,以创业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创新的重要载体。突破创新者困境的关键在于双元创新,因此探究知识产权保护的正负效应对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不同类型创业导向的中介机制具有实践价值。结果发现：(1)知识产权保护对创业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正效应,而对利用式创新具有负效应;(2)基于战略认知观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强化自主研发型导向,而抑制技术引进型导向;(3)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激发自主研发型导向对探索式创新产生正效应,通过抑制技术引进型导向对利用式创新产生负效应。由此,构建差异化创新路径,以期为创业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有益的洞见。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意义给赋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创业平台应具备何种认知以及如何影响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是孵化资源利用率提升的关键。基于认知领域警觉理论,研究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创新型和模仿型）的影响,以及意义给赋（直接和间接给赋方式）的多重中介效应。以入驻创业平台的在孵企业为调研样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意义给赋中的直接和间接给赋在二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直接和间接给赋的中介效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创业平台明确组织角色、优化服务,进而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创业教育“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创新型经济助力＂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创业型人才是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强大动力,发展创业教育与创新创业型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厘清创业教育路径、搭建创业教育平台、深化创业理念、激发创业激情、提升创业能力、优化创业环境、提供创业支撑、激活创业经济。     

创业拼凑、机会开发与新创企业创业绩效关系研究

对于新生弱小的新创企业而言,创业拼凑不仅仅是企业行为层面的被迫选择,更潜移默化地转变为企业战略层面的主动决策。在创业拼凑助力新创企业提升创业绩效的问题上,机会开发成为逻辑-行为-结果中关键的一环。从机会开发行为视角,探索创业拼凑决策逻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均衡型机会开发、创新型机会开发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分别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相比于创新型机会开发,创业拼凑与均衡型机会开发的匹配有利于获取更高的创业绩效。该研究对于新创企业决策逻辑形成和机会开发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为结婚而创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基于繁殖竞争视角,利用199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考察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与创业决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四类不同人群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与创业决策显著正相关,但它仅与未婚男性人群创业决策显著正相关,而与未婚女性／已婚男性／已婚女性人群创业决策均不相关。结果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新见解,证明了某些生物属性可能会对人类经济行为（如创业）产生影响。但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和实现经济增长目的,政府不应有意操纵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以促使人们选择创业,而应为未婚男性人群制定个性化创业扶植政策等。     

创业教育、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型经济发展

论文探讨了创业教育、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教育对企业家精神、创新型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创新型经济发展呼唤创业教育,并对创业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使我国创新型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大力普及各种类型的创业教育,培养学员的企业家精神,使更多人参与加快完善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机制。     

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

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金融多样性发展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LDS2012提供的村庄层面金融多样性信息,实证研究了村庄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金融多样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民创业概率将提高0.8个百分点;(2)金融多样性能有效促进"雇主"型创业,而对"自雇"型创业无显著影响;(3)非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正规金融机构;(4)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雇主"型创业,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自雇"型创业;(5)金融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农民未来"雇主"型创业的意愿.文章不仅为理解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提升农村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创业压力与退出意愿——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与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将中国科技创业园区中的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遭遇挫折的创业者所面临的创业压力对创业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与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形成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研究发现:创业压力是促使创业者产生创业退出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创业激情负向中介创业压力对创业退出意愿的正向作用,即创业压力抑制了创业激情,而受到抑制的创业激情则强化了创业退出意愿;社会支持弱化了创业压力对创业退出意愿的正向影响,同时也缓解了创业压力对创业激情的负向影响,进而对创业激情的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并且在不同强度的社会支持下,创业激情的条件中介效应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弥补了创业退出研究的理论文献,对促进创业者在“双创”环境下的成功创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视角的创业活动与国家宏观经济关系研究

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了创业活动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创业早期的各个阶段,创业活动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创业活动与国家经济绝对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不同创业阶段,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经济发展贡献指标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在以社会资本为主要经济发展因素的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仍存在一定影响,但远低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创业活动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无显著相关性。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

将制度性交易成本纳入传统的创业选择理论模型,厘清"行政审批改革-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创业活动增加"的理论逻辑,并基于CGSS 2008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个人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 表明:行政审批改革能够带动创业意愿平均上升3.8个百分点.区分创业主体时,低个人收入组、低家庭收入组和低社会网络组等高制度成本群体的创业倾向显著提高;区分创业类型时,行政审批改革同时提升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意愿,但对前者促进作用更大;区分创业行业时,低端服务业创业显著增加.机制检验显示,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行政审批改革创业促进效应的释放,且制度成本较高的城市推行行政审批改革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