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券信用评级付费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行的信用评级发行人付费模式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其客观性、独立性和评级水平饱受市场质疑。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时间不长,评级市场声誉机制还未形成,评级机构之间过度竞争,这些因素加重了发行人付费模式导致的评级虚高、信用评级质量的下降等问题。本文考察了2014年至2016年的公司债发债样本,构建量化指标对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与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实证表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分布过于集中,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评级分布形态更为合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下,同一信用评级发债主体的实际信用状况差别很大,表明评级的区分能力不够;在信用评级为AA的情况下,两种付费模式下的差别最大。为此,我们对未来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信用评级与信用债违约实证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

已有研究表明,信用债券违约呈日益蔓延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信用评级无法准确提供债券违约风险信息,这也导致了信用评级公信力的下降。本文选取2018—2019年还本付息的信用债券作为研究对象,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探讨各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自不同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对违约风险的反映不存在异质性,但对违约风险反映的程度存在异质性：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相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与发行者付费模式相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也就是说,尽管信用评级虚高在信用评级机构中具有共性,但通过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者付费模式进行评级,可显著改善评级质量。这表明,信用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与采用投资者付费模式,对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中美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比较与启示

本文结合中美信用评级市场发展脉络,从评级机构、收费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分析两国信用评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征,认为美国信用评级市场健康发展的原因在于评级机构重视市场声誉以及监管机构注重加强引导与监管。借鉴美国经验,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应该注重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治理,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国内外影响力;同时加强外部环境建设和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统一的外部评级机构管理制度。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现阶段推进信贷市场信用评级思路探析

以安阳市为例,通过对信贷市场评级现状、需求情况和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建议从信用评级模式选择、外部信用评级机构体系构建、外部信用评级结果运用的政策推动、推行灵活定价模式和费用减免政策、加强评级机构市场化运作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信贷市场信用评级.     

后金融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出路

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暴露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困境,即现行信用评级机构发行人付费收入模式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以声誉机制辩解,但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和失败的经验事实证据。现行评级机构法律监管体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模式利益冲突的矛盾。信用评级机构未来的改革出路亟需解决利益冲突之困,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公共评级机构、恢复订购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政府付费购买评级服务等。     

发展信用评级市场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在发展信用评级市场过程中,尚有信用评级的市场定位、信用评级的监管架构、信用评级的收费制度、信用评级的发展模式四个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笔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见解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改革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启示

信用评级机构虚高评级以及频繁下调主权评级等行为造成并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各国政府以及实务界要求加强信用评级监管。美国明确了SEC对信用评级的监管责任,要求促进信用评级业的竞争,并认为评级机构应当适用于与审计师类似的法律责任和公共监管。欧盟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也由"遵守或解释"模式转向行政监督。我国需要优化配置政府监管与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权力界限,发挥各自监管优势,利用信用评级降低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防止金融网络传播或放大信用风险;避免法规对信用评级的援引,激励大型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判断能力;加强对结构性金融产品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和具体契约特征相关风险评级监管;探索利用"双评级"、投资者付费等模式以及评级机构声誉机制等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促进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投资者付费”模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的影响:基于中债资信评级的实验证据

利用2008-2014年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以评级收费模式为切入点,分析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后续信用评级的调整情况以及评级质量的变化。实证发现,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调低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但却提高了评级的质量。另外,当"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与企业存在严重的利益合谋时,这种调低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从评级收费模式视角解释了中国信用评级的偏高现象。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研究

内生于发行人付费模式的利益冲突导致信用评级机构背离其债券市场“看门人”的职能。本文在梳理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的内涵、表现及根源,总结分析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具体情况,剖析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现实障碍,最后提出提升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海峡两岸信用评级业发展比较与合作

海峡两岸经济金融环境及信用评级业发展历史的差异,使得两岸在评级市场结构、市场准入条件、评级监管模式、评级法律体系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在两岸经济交往与融合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两岸信用评级业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两岸应拓宽信用评级业务合作领域,加大评级机构合作力度,加强信用评级行业监管协调,增进信用评级同业交流,共同推进两岸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     

关于近期信用风险下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思考

近期部分高评级企业违约引发债券市场巨幅震动,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和公信力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分析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现状,比较不同信评模式下的问题和不足,建议信用评级机构应主动打破“发行人”和“投资者”付费模式的观念对立,发挥专长,做强品牌,构建良好的市场互动,实现信用评级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现状浅析

当前,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基本处于垄断竞争的局面,信用评级结果呈现出"趋同""偏高"趋势。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行业需要寻求新的评级付费模式,充分发挥信用评级行业声誉约束的作用,通过违约事件积极提高自身专业水平,进一步精细化评级结果。     

评级功能视角下的利益冲突和付费模式

信用评级作为风险评估机制和信息披露的手段,功能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利益冲突给信用评级行业带来的发展困境。探索多种形式的付费模式,有效平衡和协调信用评级机构盈利性质与其享有公共管理职权之间的矛盾将是评级监管改革主要内容。探讨当前评级监管和评级收费模式改革趋势,有助于为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中国评级行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资本分析

2008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金融危机中,由于信用评级机构推波助澜的行为表现,导致金融危机范围的扩大和深化,致使信用评级机构声誉大幅下降.在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资本机制存在失灵现象的情况下,应以声誉资本理论为基础,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资本进行分析,并通过转变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模式、加强对发行方付费利益冲突监管、科学确定信用评级机构准入和退出标准、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自律机制,重建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资本.     

监管视角下信用评级的阈值效应

由于信用评级是对风险的评价,国际组织、各国监管当局以及利益相关者会对信用评级设定规则并进行监管。基于监管者对信用评级的使用和依赖,信用评级变动会引发金融头寸调整而导致经济金融领域的变化,会使受到评级约束的不同主体的投资行为和业务模式发生改变,形成评级变动的阈值效应。     

莱商模式: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采用外部评级的成功探索

针时评级机构直接向企业收费且费用较高导致企业参评积极性降低、信用评级工作进展缓慢等问题,人民银行莱芜市中心支行探索实行了"谁受益谁付费"的莱商模式,加快了信用评级工作的进程.目前莱商银行通过研究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实现内外部信用评级的结合,使该模式又有了新的发展,探索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采用外部评级的发展途径.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模式的经验及启示

发展和完善主权信用评级业是维护我国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 以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评级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均通过综合评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来展示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 此评级模式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估方式,评级指标全面、准确、完整,但具有潜意识下的制度偏好,易受主观影响且透明度不高.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大力扶持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建立自己的评级标准和模式,并加强主权信用评级市场的规范和监管.     

监管依赖、评级亲周期性和金融危机传导

在对不同主体的信用评级监管依赖以及评级亲周期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评级亲周期性促使危机时期信用评级下调,信用评级下调会使商业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会使受到评级约束的不同主体的投资行为和业务模式发生改变,会通过评级扳机条款导致借款人流动性压力增加,进而强化金融危机传导,并且,金融危机的传导和恶化会由于信用评级亲周期性再次引发评级下调,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功”与“过”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成为舆论指责的焦点。毫无疑问,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失察的责任,然而,信息获得的相对有限性,基于历史、模拟的情景假设也令评级方式存在着客观局限。如何恢复信用评级机构受损的社会公信力,文章从变革评级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和加强政府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两个方面提出建议,指出我国信用评级业应坚持“政府驱动型”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