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普惠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有着密切关系。以青海省8个市、州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泰尔指数,分析研究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提出普惠金融进一步推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人民银行视角

本文从人民银行视角出发,围绕基层人民银行履职情况,对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进行细分研究,试图构建青海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促进全省普惠金融发展。     

关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策略的思考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其发展受限于多重不利因素。金融排斥导致其“普惠性”与“盈利性”目标相悖是普惠金融发展受限的内在原因;监管错位构成了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阻碍;共享性征信体系尚未完成是普惠金融发展不足的环境壁垒,寻求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迫在眉睫。而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以及金融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本文基于上述两个视角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从发挥政府引导与支持作用、引导互联网金融回归普惠之道、加大商业性金融机构普惠资源投入、依靠金融技术建设普惠金融发展服务机制四个角度探索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之道。     

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原因分析及建议——以衡水市为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其中.2014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这些政策为加快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结合衡水市实际,对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家庭金融视角下的普惠金融研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号召和要求“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各项举措.家庭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也是普惠金融成为“好的金融”的内在要求.本文分析了家庭金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家庭金融助力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信用普惠助力金融精准扶贫的"青海模式"

经过八年的持续奋斗,青海省实现了42个贫困县、1622个贫困村、53.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的成效.在此期间,青海省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及信用普惠对青海省绝对贫困全面"清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结合青海辖区实际,就信用普惠有效巩固金融精准扶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及思考——以青海省海东市为例

本文立足青海省海东市普惠金融发展实践,深入总结多年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经验和成效,对当前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难点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持续优化普惠金融发展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发展机会均等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年、2014年和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可比较的国际普惠金融指标测评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时序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分区域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东亚、中东欧、西亚和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2）空间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呈现“东西两端高,中部塌陷”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位于中东欧区域,低-低集聚区分布在中亚和南亚区域。（3）“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人口密度、传统基础设施、政府支出和产业结构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程度依次降低。     

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实践与思考——以青海省为例

新市民金融服务是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青海省在2016～2021年青海省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加快申建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步伐。青海省金融机构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开始了提升新市民群体金融服务质效的有益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制约瓶颈。课题组在调研青海省金融服务新市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突破新市民金融服务瓶颈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以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为例

<正>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2013年至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涉及普惠金融,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化阶段,它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金融的普惠性,并且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移动信息技术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有效解决“三农”领域金融服务难题,助力乡村振兴。现以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为例,论述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探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农村地区也将迎来普惠金融的大力推进.本文回顾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历程,结合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有利条件,指出了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天水市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发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为基础,依据天水市普惠金 融发展现状,分别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选取了 15 个指标测度天水市 5 个县 2014-2019 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通过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比分析了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其次运用面板 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交通水平以及信 息化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正向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以金融统计为抓手、加强普惠金融指标数据分析,以金融 素养为前提、加大普惠金融应用环境建设,以金融科技为契机、加速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供给,以金融风险为 底线、加深普惠金融战略目标规划的对策建议。     

从小额信贷到数字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与实践

文章梳理了普惠金融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概括了当前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从国际实践视角归纳总结了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四种主要模式,并基于不同发展模式下各国的实践经验,提炼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共性特征。通过对比国际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技术驱动创新发展”的共同作用下,统筹推动“政策普惠”“机构普惠”“信贷普惠”“设施普惠”“服务普惠”“产品普惠”“知识普惠”的主要做法,并提出下一阶段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重点路径。     

“互联网＋”、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实证检验

运用多元测算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获取我国31个地区2008-2014年“互联网+”、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相关变量数据,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三类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和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相当,经济增长对“互联网+”的影响较大,而对普惠金融影响相对较小.微观上看,三者之间正向作用已经存在,普惠金融对城镇化率和贸易开放度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对普惠金融发展、城镇化率和贸易开放度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各经济主体加强基础性投入、注重精准化投入并做到长期坚持以促进三者协同发展.但从长期看,普惠金融对“互联网+”和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驱动的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冲击,“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具有微弱的负面冲击,因此,需要政府层面加强统一监管并积极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消除其中的摩擦因素.     

努力探索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正式进入党的决议，被确立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普惠金融概念，该规划成为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不断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县域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改变样本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差异,随着碳排放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移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V型”变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拓展、使用深度的增加、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碳减排的机制。为此,应纵深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

在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而作为新型金融模式的数字普惠金融,是打破农村金融困境的有效工具,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论文利用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各区域间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较大;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4.从农业重要性角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其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中,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从区域差异性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沿东部、中部向西部递减,且其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发展。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论文提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

本文以1978-2013年的中国农村金融运行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3年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虽经历波折但整体向好,相比改革初期,21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服务各方面都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在2007年以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但是,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存在过度重视农村金融“量”上的积累,而忽视“广度”、“深度”、“效率”等多方面协同发展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结合普惠金融理论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