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转型期完善农村治理的核心,本文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该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基础、第三方推动、农户参与"的多主体参与机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制度供给,协调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主体之间的利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促进激励相容,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     

中国村务监督机制运行评价及其制度优化路径——基于21个省846个村4625个村民的调查研究

基于21个省846个村4625个村民的随机抽样调研和总体评估表明,中国村务监督组织整体上已覆盖全国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村务公开制度基本确立,但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监督力量有待整合,违规现象广泛存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村务监督效果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村务监督组织外生于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建构导致适应性问题;监督主体参与能力受限,监督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村干部强势主导村务监督体系;制度滞后,依法治村难度大;治理失序,基层政府不能有效应对村庄事务。村务监督机制的优化路径主要在于加强村治顶层设计,扩大村务监督主体范围,拓宽监督参与渠道,保障并激励村民的主动参与,最终实现不同类型村庄治理的分类指导和整体推进。     

村民有序参与村务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村民参与村务治理,存在参与能力不足、行使村级组织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现有村级治理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需要村级组织转变治理理念,推进依法治村,实施智能化治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基于国家视角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分析

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加深,村庄的异质程度提高,需求偏好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使农民基于传统联系的合作能力受到损害,而基于现代联系的合作能力尚未形成,并且政府包办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损害了农民的合作能力,造成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败。基于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和草根组织合作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即政府提供多数或全部费用,村庄自主决定公共产品的内容,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合作提供全部村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合作社及草根组织合作为部分村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公共产品。     

农民分化、阶层整合与村庄治理的塑造——基于豫北Z村的调研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收入差异化导致了农民分化,形成了富裕阶层、中上阶层、普通阶层和无固定收入阶层等,但是,村庄社会并没有伴随经济分化出现阶层隔离现象。这是因为地缘、血缘及地方规则等仍然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有效弱化了经济分化可能造成的阶层隔离,形成了“有分化无分层”的社会结构。所以,构建农民分化型村庄的治理秩序,需要借鉴Z村的实践逻辑,通过血缘地缘激活村民的情感认同,跨越阶层属性,以集体经济强化阶层的社会属性确保村民的社会权益,以公共活动保障调整社会关系格局的互助空间提供情感互动,以村规民约为治理提供软约束,保障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区分,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塑造有组织有活力的村庄社会。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乡村已向现代化乡村逐步转变，但在乡村治理方面，还未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如：村庄空心化、边缘化现象严重、人力资源流失、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下降、制度失灵以及乡村精神文明缺位等。面对困境，新乡贤能够发挥其率先垂范和激励情感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本文理清了新乡贤和乡村治理之间的内部关联，剖释了新乡贤的丰富内涵与现实价值，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策略建议，进一步强化新乡贤参与村治功能，走出乡村治理困境。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已成为中国政府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探讨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两种行动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涵义。快速的市场转型使得农民"家庭利益本位"愈加彰显,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异化"所造成的"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不断凸显,最终致使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与政府的行动逻辑出现了错位和偏离。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就是重建"乡村共同体",拓展民间自组织的参与空间,强化村级组织的管理与组织功能,并以此推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创新。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村庄能人推动宅基地退出的行动逻辑及机制

宅基地退出改革尚存在退出机制不健全、保障不充分等问题,导致了农户退出积极性不高。如何提高农户退出闲置宅基地积极性,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文章通过对江西省余江区宅基地退出中村庄能人效应进行研究,提炼出发挥能人效应推动宅基地退出的行动逻辑。基于能人、政府与农户之间依赖关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与政府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共同助力下,能人依托熟人社会基础行动,通过信用机制、规训机制、激励机制和压力机制四个机制发挥作用,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对完善宅基地退出中能人参与机制的建议:(1)建立非体制型能人参与乡村治理机制;(2)政府总体布局,政策激励推进能人参与;(3)引入专家评估,规范监督能人参与。     

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本文提倡从传播的维度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分析,而当前有关乡村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以大众传媒窄化乡村文化传播内涵的缺陷。乡村文化传播关注的是农村社群中意义的共享和文化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被视为参与农村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行动者。总的来说,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治理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同时,农村文化传播中存在关系网络、过程和语境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之外,农村文化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演化逻辑与实践启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党政统合,以农民为中心,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和过程。历时性考察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发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起始于为建立现代化新中国夯实乡村基层政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制度化治理作为逻辑主线接续推进,指向为建成现代化强国奠定现代化乡村基础。面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宏图伟业,新时代更好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权威,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制度化治理不动摇,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自主治理与小农农业现代化的路径

本文引入农业治理视角,从自主治理角度分析小农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存在多样化的农业自主治理实践,农民、市场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农业治理中,其关键是农民在村社组织主导下形成了自主组织,建立了农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促进了小农农业现代化发展。自主治理的有效实现依赖村民自治制度提供制度化的组织保障和集体土地制度提供制度空间。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与大农农业国家农民生产组织化作用不太重要和小农农业国家农民生产组织化作用有限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探索了一条充分发挥农民自主组织作用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启示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农业治理体制机制,为农业自主治理提供制度支持。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村庄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村庄建设的程度、水平很重要,因为无论是加速城市化,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发展农村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还是进行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和体制创新,都需要农民具有现代素质、现代化思想意识观念.需要农民生活、生长环境的现代化.现代村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环节,现代村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内容.     

锲入、限度和走向: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基督教组织——基于苏北S村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复兴于农村的基督教组织不但以信仰形态嵌入农民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显现在乡村内部权力格局之中。本文从乡村治理的视角,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考察了农村基督教组织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限度。本文认为,农村基督教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行选择性的介入,在政治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文化生活的构建、新风尚和村庄秩序的生成以及价值的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也存在消极的影响,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基督教组织力量的发展以及在互动中不断建构的与正式权威的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基于农民主体视角的村庄环境整治满意度研究——以江苏省4个地区的调查为例

[目的]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基于农民主体视角的村庄环境整治评估工作开展并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有效探索,明确农民对当前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的满意程度,分析制约当地村庄环境整治农民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更好地实施村庄环境整治工作提供参考方向,使村庄环境整治更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方法]以江苏省姜堰区、高邮市、大丰市和涟水县271个有效样本为基础,构建了包括4个方面21个具体指标的村庄环境整治农民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4个地区村庄环境整治农民满意度进行总体评价,借助四象限对比分析找出制约当地村庄环境整治农民满意度的关键因素。[结果]4个地区村庄环境整治农民满意度综合得分为77.07分,当地村庄环境整治项目得到了农民的基本认可;四象限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对其需求较为强烈,但是目前的整治现状尚不能达到农民期望值的制约因素主要为河塘污染治理、人禽粪便处理、乡村道路和排水管网设施,其次房屋内外装修、工业污染治理、文化娱乐设施、公厕数量与质量和娱乐活动等指标农民满意度偏低,需要进一步的改善。[结论]当前村庄环境整治农民满意度总体较高,影响满意度的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文末从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农民参与性3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