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公共危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

面对复杂的公共危机情境,单靠政府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其中非政府组织作为新的参与主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凭借其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独特优势,已成为新时代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环节。本文在研究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基础上,系统分析微观层面的问题建构,结合案例解析,继而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从而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的治理能力。     

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组织分化现象日益明显,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必须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打击各种非法组织等对策,发挥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积极影响,抑制其消极影响。     

农民分化、阶层整合与村庄治理的塑造——基于豫北Z村的调研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收入差异化导致了农民分化,形成了富裕阶层、中上阶层、普通阶层和无固定收入阶层等,但是,村庄社会并没有伴随经济分化出现阶层隔离现象。这是因为地缘、血缘及地方规则等仍然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有效弱化了经济分化可能造成的阶层隔离,形成了“有分化无分层”的社会结构。所以,构建农民分化型村庄的治理秩序,需要借鉴Z村的实践逻辑,通过血缘地缘激活村民的情感认同,跨越阶层属性,以集体经济强化阶层的社会属性确保村民的社会权益,以公共活动保障调整社会关系格局的互助空间提供情感互动,以村规民约为治理提供软约束,保障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区分,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塑造有组织有活力的村庄社会。     

农村宅基地整理的自组织何以可能 ——基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视角,采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以浙江省的典型实践为例,探讨农村宅基地整理的自组织模式产生的原因,为因地制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供学理支撑和路径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农村宅基地资源规模和农户数量的化整为零可以减轻自组织宅基地整理的阻力;（2）具有充分的社会资本积累和积极有为的村庄领导者的农村社区以及自愿性和利益一致性较强的农户群体倾向于采用自组织模式实施宅基地整理;（3）自组织的宅基地整理还离不开符合地方实际的决策制定、行为选择、信息沟通、成本—收益分配等规则。研究结论：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农村宅基地整理的经验证据,印证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自组织模式成因的经典论断;实践中可以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户结合自身特征,适应好或利用好宅基地资源条件、农村社区特征和起作用的规则,以自组织模式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自组织理论维度的农民组织的现状分析

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需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必须远离平衡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系统必须是通过涨落的有序。分析目前的农民组织，村民选举委员会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还不能认定为农民自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得到体制认同，部分已成长为成熟的农民自组织。农民维权组织自组织程度低，给组织本身及其行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该积极行政，引导农民进行自组织建设。     

中国村庄公共支出与基层选举: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48个农村1987～200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集，利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村庄选举对村级公共支出和管理效率的影响。经验研究的主要结果包括：选举能够有效地提高村庄公共支出，减少管理费用；在村庄公共支出和管理效率方面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村民代表推举的方式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却造成了管理费用的大幅增加。     

草根组织经历与政治参与:来自中国村庄选举的证据

本文基于大样本农村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草根组织经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拥有草根组织经历的中国农村居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村庄选举投票。而且,不同类型的草根组织经历对农村居民参与投票选举的影响存在差异。拥有经济类草根组织经历的农村居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的概率更高,而娱乐类和管理服务类草根组织经历则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发展经济类乡村草根组织是促进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和提高基层民主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     

灌溉自组织治理的研究述评

灌溉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自组织治理是解决灌溉系统公地悲剧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灌溉自组织治理并不必然成功,自治绩效受到灌溉团体规模、团体异质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团体规模的变动带来自治交易成本和执行能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团体异质性并不必然阻碍灌溉集体行动,它与集体行动的关系是复杂的U型模式,灌溉自治绩效是在社群规模、经济异质性、文化异质性的综合影响下表现出的治理结果。但是,已有灌溉自组织治理研究结论难以解释中国威权体制下的灌溉自治——自发性自治和引导性自治,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是进一步解释灌溉社群是如何影响威权体系下的自组织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法人治理与农民合作自治相结合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是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的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从合作组织内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状况出发,正确认识非正式制度中信任与权威在合作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将法人治理与以关系治理为基础的农民合作自治相结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可行方向。     

芬兰农民合作组织管理的分析与借鉴:影响农民参与组织管理因素研究

本文以作者在芬兰大规模的随机信件调查获得近200份有效数据为基础,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作为分析框架,从"人的因素"为主要视角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影响成员参与管理的重要因素如对管理者信任程度、对组织效率评价、成员教育程度等,成员对组织的态度和评价影响了他们参与合作组织管理的行为和参与意愿,以及成员的积极性和忠诚度.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价值凸显，对由谁来推进、何以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等问题的回应变得迫切且重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新时期的发展实践提炼出“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概念，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村干部角色变化分析能人型村干部生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对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新型治村策略展开分析。进一步借助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检验村干部能人化和能人型村干部治村的具体实践。案例村庄发展绩效表明，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的方式带动村庄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贡献显著。本文分析认为，未来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制约，尽可能为能人型村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全方位的保障与激励；另一方面尚需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与引入可行的内外部考核监督机制，有效规制能人型村干部越界行为，保障其带动村庄发展的绩效，严防能人变“村霸”。     

从自洽性分析新农村建设与农民自组织生长的关系

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农民自组织生长的条件,发展农民组织是揠苗助长。通过论证,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与农民自组织的成长是完全自洽的。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为农民自组织的成长提供了条件。同时,农民异质性的加强、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农村阶层的分化等都使农民自组织的成长具备了可能性,关键在于政府要积极合理地引导和规范农民自组织的成长和壮大。     

农村公共产品协同供给逻辑与路径探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节点,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行模式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如供给主体过于集中、激励机制尚未完善、投资模式有待改进、使用效率急需提高等。乡村协同治理的兴起,从另一视角为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和路径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稳步推进单一型主体转向多元化主体、筹资机制由制度外筹资转向制度内筹资、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转向民主协商、监督机制走向社会监督等配套制度。由此,协同供给科学路径的选择,将促进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逻辑次序——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视角

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事实,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民将通过两条路经转化为市民,即异地转型模式和就地转型模式.同时,考虑到当前历史阶段的农民群体人数众多、结构复杂,农民市民化必须通过农民工身份市民化、传统农民职工化和行为心理市民化三个阶段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角色的有序转型.     

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依托的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模式——江苏省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主要对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情况以及技术服务的形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已成为中国政府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探讨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两种行动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涵义。快速的市场转型使得农民家庭利益本位愈加彰显,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异化所造成的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不断凸显,最终致使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与政府的行动逻辑出现了错位和偏离。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就是重建乡村共同体,拓展民间自组织的参与空间,强化村级组织的管理与组织功能,并以此推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