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家作为出资者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

一、建立国家出资者财务监督制度的客观原因1.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管理目标的需要。国家作为出资者管理国有企业的目标是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也是出资者财务管理的目标。要实现出资者对国有企业管理的目标,必须依靠和运用财务监督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出资者财务监督管理的机制来实现。包括:①正确进行国有资本的投资决策,合理确定国有资本的投向,对国有资本的投入、退出、转让进行决策;②对国有资本的经营者审批财务预算、制订业绩评价指标及奖惩制度,实施对经营者的激励;③审批国有资本经营者的财务决算,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事项进行财务决策;④对国有资本经营者的重大财务活动进行财务监督。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企业财务机制的改革不仅是财务管理本身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与约束机制的题中之意。加强国家作为出     

业财融合背景下国有企业财务共享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在业财融合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财务共享机制。首先,介绍了国有企业的特点和财务管理现状,进而定义了财务共享的概念和目标。然后,探讨了业财融合对国有企业财务共享的影响,接着,提出了构建国有企业财务共享机制的原则和路径,最后,分析了实施国有企业财务共享机制的挑战和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国有企业构建有效的财务共享机制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关于国有企业财务的内部治理效率分析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受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然而公司治理作为财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了只有对效率的深入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使得财务治理理论真正的完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体就是国有企业,管理者们应该把财务治理效率值为第一重点。所以本文分析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的模式、机制与结构,综合分析国有企协财务治理效率的现状与解决的对策。     

国有企业财务精细化管理措施的思路探讨

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对于改善企业经营业绩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本文对国有企业财务精细化管理措施的思路进行了探讨,文章从阐述企业财务精细化管理的概念入手,进一步分析了财务精细化管理发展及国有企业实施必要性,介绍了国有企业实施财务精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国有企业财务精细化管理实施措施与建议.     

论产权代表监督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产权代表是产权所有者的代表，承担着维护出资者权益的职责。在企业中，出资者的权益是通过产权代表行使其职权来实现的。在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后，出资者——国家将财产控制权交给了公司法人，亦即产权代表，出资者只是在股东会上或通过资产管理部门行使重大决策的最终决策权，财产控制权则掌握在产权代表或代理人手中。因此，对产权代表实行有效的监督，成了出资者——国家进行产权管理，保障所有权权益的重要环节。     

企业集团的内部财务控制机制

本文分出资者的财务控制、经营者(核心管理层)的财务控制、财务经理的财务控制和一般管理人员、员工的财务控制四个部分论述了企业集团的内部财务控制机制。     

财务共享模式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业财融合思考

随着网络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财务共享中心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出现。在财务共享中心下,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既可以提升企业的内部财务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又可以强化成本控制,从而降低财务风险问题,这对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财务共享模式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业财融合的方式进行介绍,分析了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业财融合策略。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逻辑分析

本文基于国有金融资本和商业银行的联系与区别,立足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和公共出资者的双重身份,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分析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逻辑思路。     

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信息化建设尤为关键。财务信息化建设通过引入信息技术,实现财务业务的自动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以提高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但目前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当前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具体措施,以期为国有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浅析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国有企业财务改革是一件关系着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促使固有企业财务改革平稳、有序、有效的推行。本文对国有企业财务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与同行交流．以促使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助推国有企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企混改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和未来突破的关键问题

通过梳理和逻辑分析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企混改案例背后所揭示的事实,本文指出实践中存在的对国企混改的认识误区和国企混改未来突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国企之间的“混”或通过基金的“混”来代替民资背景战投的引入,并不能真正实现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善的最终混改目的。未来国企混改突破的关键在于,其一如何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使民资背景的战投激励相容,愿意参与国企的混改;其二如何实现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转型,真正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体系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在转型路径选择上,存在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资背景战投组成有限合伙构架以及国资转化为优先股三种可能的实现路径。     

国家出资人代表公私法人格的冲突与平衡

公司中经国有股权支持当选的董事及监事,负有公法上特定的国资经营与监督职责,实质为国家出资人公务代表。而作为公司的董监事,其与公司为私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由此决定了其兼具公法人格与私法人格。因公私法调整的对象及侧重的利益点不同,其双重人格必然发生冲突。为解决其冲突并实现其平衡,立法应确立国家出资人代表与公司经理层的隔离机制,创设影子董事责任制度和国家民事赔偿制度,并通过公司章程的规制来实现。     

绿色投资者发挥作用吗？——来自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Which criteria matter when impact investors screen social enterprises?

Impact investors pursue both financial and social goals 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unding for social enterprises. Our study assesses impact investor criteria when screening social enterprises. Applying an experimental conjoint analysis to a sample of 179 impact investors, we find that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a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founding team,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etal problem targeted by the venture, and the venture's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We then compar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screening criteria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impact investors (i.e., donors, equity investors, and debt investors). We find that don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etal problem and less attention to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than do equity and debt investors. Additionally, equity investors place a higher value on the large-scal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 project than do debt investors. We contribute to the nascent literature on impact investing by documenting how impact investors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by providing a nuanced view of different investor types active in this novel marke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xist for both impact investo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言贷资产证券化投资者保护机制探讨

投资者的保护水平决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保护有其特殊性并开始成为证券化推广阶段的核心问题，试点时期的证券化制度已难以适应此时的投资者保护需要。应重新厘定监管者、金融中介和投资者的角色和功能，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有效的证券化制度配置，以建立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和价值传承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形成可持续自我发展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     

重新考量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及上市的评析

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各种益处,但也同样会引发各种问题,诸如定价和境内战略投资者准入等等问题。目前而言,所存在问题亟待达成共识和得以妥善解决,从而实现双赢。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真正的蓝筹股在境外上市,不能不说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悲哀和无奈。就人才而论,中国投资银行完全具有作为中国工商银行的保荐人的能力,他们所缺乏的是风险意识。商业银行上市是否成功,不能凭空而论,只能在运营中去观察。政策选择不能为上市而上市,更不能为上市而引进战略投资者。     

国家审计“监”与“督”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审计署公布的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以督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导向,从国有企业审计查出问题数量与处理处罚金额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国家审计“监”与“督”关系的处理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并据此构建更有效测度国企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国企审计查出问题数量即“监”的情况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没有显著相关性,而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处理处罚金额即“督”的情况能显著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这说明,国企审计不能仅满足于“监”,而应当努力进行“督”。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已有研究文献,使用国企审计处理处罚金额与查出问题数量的比率作为国企审计监督质量的测度指标更直接和有区分度,以此为依据进行国企审计相关研究,可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投资者教育发挥作用了吗?——来自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的证据

投资者教育是保障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本文利用20000多份全国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分析了投资者教育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影响,并基于行为金融学框架探究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往文献研究表明,金融知识水平对投资收益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也会影响投资收益。相对于自己学习金融知识、相关工作经验累积金融知识、向亲戚朋友学习金融知识,投资者教育(如参加金融机构的投资教育活动、接受金融经济类课程或培训)更有助于投资者缓解趋势追逐、频繁交易、处置效应等交易行为偏差,从而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进一步分析表明,投资者教育通过提高“理性程度”来提升基金投资盈利概率、投资总收益率和年均收益率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9.41%、17.09%和12.75%。此外,不同群体参与投资者教育的积极性和受教育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投资者教育要更多采取“分类教育”的形式。本文研究对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