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前后财政风险的变动分析——兼议财政政策转型依据

2004年底中央决定将实施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型财政政策,本文从财政风险变化角度解释财政政策转型的依据.本文通过对两大类、共16个指标反映的财政风险程度的单独和综合分析,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总体上减低了财政风险程度.尽管某些直接关联指标体现的财政风险程度有所上升,但总体上我们具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能力;而社会经济运行本身的发展态势却使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失去了必要性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型财政政策是恰逢其时的.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财政政策的探讨

由于我国现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缺陷,导致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困难,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支农力度,走上积极的财政支农之路.     

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财政改革

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分析和配合中央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积极财政政策加以调整.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且对于把握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在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中要适当调减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改进原来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实施财政扩张性政策的工具组合,根据公共财政要求调整支出投向和重点.特别是应注重结合财政政策调整推进财政改革,完善税费制度,构建内需平稳增长机制,强化财政对结构优化的作用,并健全分税分级的公共财政体制,在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缩小后,发展新的财政支出方式.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经济增长

近两年来,有关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问题讨论非常激烈。从积极财政实施的时间来看,该政策已经由短期政策转变为中期政策。通过分析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一些危机现象,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一些方面的作用已经减弱。同时,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实施时间较长,受其它因素的抑制和依赖,又决定该政策此时不宜淡出。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而且必须转型,即转型为稳健的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的测算研究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条件下,我国于2008年重启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持续较长时间,但由此导致的财政风险将对积极财政政策能走多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模型推导基础上,对我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进行实证测算,认为运用<马约>中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来判断中国财政风险状况并不科学合理.主要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分别约为4.05%、49.05%,这与<马约>中的财政标准有较大差异.(3)以测算出的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为评判基准,发现目前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尚处于可控的、安全的区间,如2008年我国实际的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尚与警戒线值分别相差约3.68%和31.33%,即具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     

2022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2022年以来,我国通过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证财政支出强度等,强化跨周期逆周期调控力度,在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同时,保证了财政运行平稳有序。展望2023年,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因此,建议通过拓宽税收来源、优化专项债发行使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化解城投债及衍生风险、推动土地财政增长模式转型等手段,着力提升政策效能,更加有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金融危机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研究

当前金融危机还未结束,其影响仍在蔓延,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2009年中央围绕扩大内需、保增长等目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贷币政策.本文首先阐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以及当前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依据,然后分析了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政策取向,最后分析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上)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迄今已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成效.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和总结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条件;市场经济国家成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对我国三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了简要评价;最后,对我国近期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重点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及其调整

199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消费、投资需求不足,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一种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长期运用蕴育着极大的财政风险,而且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并根据客观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并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其淡出的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某些既定目标的长期财政战略和短期财政策略.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我国自1998年以来,为刺激内需、克服通货紧缩,连续实施了三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效果总体来说喜忧参半.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另一方面,由此引致的财政赤字连年累积,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公共支出效益的不尽如人意等也令人担忧.笔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短期之内其正面效应会大于负面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其负面效应会大于正面效应,从而得不偿失.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种最重要手段,为了保障宏观经济平稳的运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适时、适当地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十分重要。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财政政策在我国的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     

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角度谈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以政府生产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内需、消除短期经济波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当前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也为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和地方保护主义创造了可乘之机,弱化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制约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此,必须采取进行以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为导向的财政政策转型。     

财政信息公开引致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EA评价所获取的地方政府支出绩效值,运用2007-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剖析我国地方财政信息“阳光化”改革的绩效后果。研究发现：在设置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情况下,计量模型肯定性地刻画了省级财政信息公开的确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水平,即直接或狭义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度每提升1单位,则相应的地方政府支出绩效会改善6%;将地方政府行政信息公开透明情况纳入并构建广义财政信息公开指标,则发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或解释力显著地提升到了9%。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明了财政信息公开是提升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的重要路径和保障机制,为进一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制度改革以改进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理论探讨与检验

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是指财政政策不仅具有凯恩斯效应,还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在短缺经济结束之前的1979—1982年、1987—1990年和1994—1995年,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1996—2006年,经济开始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主体预期因素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Optimal fiscal policy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ith limited commitment

We introduce limited commitment into a standard optimal fiscal policy model in small open economies. We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a benevolent government that signs a risk-sharing contrac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at has to choose optimally distortionary taxes on labor income, domestic debt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Both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y have limited commitment,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 leave the contract if they find it convenient. The contract is designed so that, at any point in time, neither party has incentives to exit. We define a small open emerging economy as an economy where the limited commitment problem is active in equilibrium. Conversely, a small open developed economy is an economy in which the commitment problem is not active. Our model is able to rationalize some stylized facts about fiscal policy in emerging economies: i) the volatility of tax revenues over GDP is higher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an in developed ones; ii) fiscal policy is procyclical in emerging economies; iii) emerging economies may “graduate” from procyclical fiscal policy and adopt countercyclical policies in the long run.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我国1990-2008年GDP以及财政支出的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和协整检验,从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了我国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Fiscal Cyclicality in the Brazilian Economy: Something Is Chang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degree of fiscal cyclicality in the Brazilian economy from 2000 to 2010. The degree of fiscal cyclicality is estimated through OLS and GMM models for three different time samples with the objective of observing a change in the stance in the conduct of fiscal policy. The fiscal policy from January 2000 to December 2010 was countercyclical. However from 2000 to 2007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implied a cyclical fiscal policy. In contrast, after 2007,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a countercyclical fiscal policy became feasible.     

一个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可行框架:1981—2006

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一个重要的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政府会计确认基础对财政透明度影响的跨国实证分析

以国际上44个国家为样本, 检验政府会计确认基础对于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探析国际上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结果以及提升财政透明度的政府会计制度需求. 发现: 以权责发生制为核心确认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和以收付实现制为核心确认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报告信息, 能够显著提升财政透明度; 社会文化是显著影响财政透明度的环境因素. 本文在控制样本国家制度环境因素的基础上, 提炼影响财政透明度的政府会计技术层面的跨国共性因素, 并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 这有助于客观、 综合考量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中制度环境因素、 技术因素及其影响结果, 从而在研判我国国情基础上适当借鉴国际经验.     

城乡差距及其二元财政成因探析

我国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长期推行城乡有别的二元财政政策和制度有关。歧视性农业财税政策的客观存在 ,给我国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并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定化。必须按照公平原则的要求对现行财政政策进行调整 ,使之向一元财政转化 ,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