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

本文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其他企业捐赠的结果,并在这一慈善竞争框架中检验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为资源而捐赠确实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慈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续提高,捐赠激进策略仅仅对慈善竞争乐观预期者才成立,而对慈善竞争悲观预期者与潜在慈善竞争的失败者,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慈善捐赠水平从而表现为捐赠消极,同时在不同的慈善竞争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将分化为激进中的稳健、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消极后的更消极,而非合规风险暴露也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关,其与慈善竞争共同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但非合规风险的影响仅对捐赠消极决策者成立,且上述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指标敏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一定程度证实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存在性,有助于政府审慎、科学地引导与管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高管超额薪酬、地域治理环境差异与企业慈善捐赠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检验慈善捐赠的动机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意愿、慈善捐赠金额和水平呈正相关;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利用“工具性”慈善捐赠转移公众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缺陷的关注.     

企业慈善捐赠立法缺失与完善探析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资助慈善事业的社会活动。目前,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立法上存在一些缺失,主要包括:企业慈善捐赠属性无法律依据、立法上缺乏对捐赠企业及受捐者相关权利保障、企业摊捐及变相劝捐法律规范缺失。针对这些问题,立法上有必要予以完善:将企业慈善捐赠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捐赠企业与受捐人的权利保障;三是立法上对企业摊捐、变相劝捐予以禁止,引导企业主动捐赠。     

关于拓宽企业慈善捐赠渠道的思考

企业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慈善捐赠主体之一,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然而企业物质捐赠渠道不畅以及企业捐赠扎堆等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热情,而且不利于慈善资源的合理配置.转变企业慈善捐赠观念,充分发挥慈善超市的作用,积极探索企业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之路,将有助于拓宽企业慈善捐赠渠道,进一步调动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发现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接着仿效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分析了这种特殊商品的需求,发现价格、收入与偏好是影响其需求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最后根据上述模型给出了一些建议.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发现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接着仿效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分析了这种特殊商品的需求,发现价格、收入与偏好是影响其需求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最后根据上述模型给出了一些建议.     

企业慈善捐赠动机视角下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扣除制度的完善

为了鼓励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捐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激励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税收领域的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扣除制度.但企业的捐赠动机可能并不是纯粹的无私奉献和社会责任的承担,针对不同捐赠动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可能也不尽相同.从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入手,分析慈善捐赠税收扣除制度对...     

企业声誉、慈善捐赠与消费者反应

以实验问卷法,探讨在慈善捐赠额度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是否影响消费者对捐赠企业的反应(包括对捐赠企业的评价、动机归因与购买意向),以及消费者对企业捐赠动机的归因是否影响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与购买意向.研究表明:企业声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捐赠企业的反应,声誉好的企业所获得的评价、动机归因与购买意向都显著地比声誉差的企业更好.而消费者对企业捐赠动机的积极归因显著提升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以及增强他们的购买意愿.该研究暗示企业应该通过持续的社会责任行动来提升其声誉.     

促进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税收政策是各国激励慈善捐赠的重要手段.我国为促进慈善捐赠而实施的税收激励政策包括针对慈善组织和针对捐赠人两类,目前存在享受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范围小、税种的缺陷与缺失以及纳税人税收抵扣手续繁琐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分别从扩大慈善组织受惠范围、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完善相关税种以及简化税收抵扣程序等方面进行改进,促进慈善捐赠的发展.     

激励慈善捐赠的途径探索

发展慈善事业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慈善捐赠者捐赠的积极性,扩大慈善资金来源。要让慈善捐赠者慷慨解囊,必须从道德文化和法律制度层面等加以倡导、鼓励和保障,同时对慈善捐赠者的慈善行为予以表彰和奖励。     

国内慈善捐赠税收政策完善问题研究

税收政策是各国激励慈善捐赠的重要手段。我国实施的税收激励政策包括针对慈善组织和针对捐赠人两类,目前存在享受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范围小、税种缺陷缺失以及纳税人税收抵扣手续烦琐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分别从扩大慈善组织受惠范围、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完善相关税种以及简化税收抵扣程序等方面进行健全,促进慈善捐赠的发展。     

女性董事影响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女性董事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已日趋普遍,文章利用这一自然实验机会,以2003—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是否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1）女性董事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2）将女性董事区分为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后,女性非独立董事促进了慈善捐赠水平的提升;（3）女性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对于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显著减弱。上述结论表明,在中国,女性在情境决策中的关怀主义伦理已经影响到企业决策,而国有企业的经济理性制约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的作用发挥。此外,独立董事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有限。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民营企业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外部的政府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273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现金流的多寡没有显著关系,但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应结合其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开展战略性慈善捐赠,这是关乎其健康持续成长的重要要素。     

实际控制人性质、慈善捐赠与公司业绩

实证检验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对公司业绩的作用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对这一作用大小的影响,结果发现:慈善捐赠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促进了公司经济效益与社会目标的双赢;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划分后发现,国有企业捐赠对业绩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与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无显著差异,说明慈善捐赠对公司业绩的作用大小受到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影响.     

我国慈善捐赠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根据我国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因果检验对我国慈善捐赠与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慈善事业具有积极作用,慈善捐赠尚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东中西区域之间慈善捐赠发展不平衡,即使是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慈善捐赠之间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我国应充分发挥慈善捐赠的第三配置作用,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激励政策,加强慈善资金的监管和信息披露。     

共同富裕背景下个体禀赋如何影响慈善捐赠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个体禀赋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禀赋对慈善捐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城镇居民以及男性群体中影响更加明显,这一结果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及进行替代变量检验后依然成立;个体禀赋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提升居民社会信任、生活信心与生活满意度。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注重通过提升居民的个体禀赋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研发投资、公益性捐赠与高管变更

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研发投资、公益性捐赠与高管变更三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研发投资显著降低了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公益性捐赠抑制了研发投资降低高管变更可能性的作用;研发投资降低高管变更可能性的作用机制主要作用于非常规变更;相对于大规模企业,该抑制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相对于战略性捐赠,战术性捐赠对于研发投资降低高管变更可能性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环境规制、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和高层梯队理论,从微观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考证企业决策视角下高管背景特征在二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因背景特征的性质而异,具体表现为高管性别特征正向调节二者间关系,但不显著,高管学历特征和年龄特征显著负向调节二者间关系,高管任期特征和党员身份特征则显著正向调节二者间关系,且其背景特征的调节作用因企业属性不同而不同.拓展和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视域及作用路径,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改善企业绩效提供了参考依据,为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环保执法力度贡献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