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贸易面临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自2005年1月1日起纺织品配额取消,中国纺织品行业迎来了纺织品贸易的“后配额时代”。文章分析了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行业面临的来自国外和国内的挑战,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后配额时代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进入后配额时代以后,我国纺织业出口频频遭遇欧美等一些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为了扩大我国纺织品出口,有必要研究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行业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维护纺织业的出口利益。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的出口环境与对策

后配额时代对于我国纺织业而言,是面向扩大的世界市场、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时代,但在机遇面前,我们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设限、反倾销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使我国的纺织品出口面临着严峻和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为维护贸易新秩序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纺织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态势下,我们的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保证我国纺织品出口的顺利进行。     

后配额时代中国将是最大的赢家?--2004中国纺织国际论坛述评

2004年是中国纺织业“配额时代”的最后一年,未来的国际纺织服装产业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格局?是继续过去盛行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背景下有重大发展?中国服装纺织行业在配额取消后将何去何从?     

理性看待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2005年1月1日开始了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后配额时代，这将会极大改变全球纺织品服装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贸易环境的复杂多变，竞争对手的日益强大以及主要进口国非配额贸易限制措施的不断出台等，将使未来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从政府、产业和企业3个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提高自身竞争力，治理出口秩序，实现向后配额时代的平稳过渡。     

后配额时代——中欧纺织品博弈

根据WTO规则,人们原以为纺织品贸易在2005年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后配额的全球时代,然而,人们事后恍然,整个中国都被忽悠了!毋庸讳言,中欧纺织品双边监控机制的即将启动并没有减少人们内心的悬念。全球纺织品自由贸易伸开的市场之手,在后配额时代仍然really boxed in the trade(牢牢禁锢在盒子里的贸易)。     

后配额时代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浅析

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服装协议》（agreementontextilesandclothing,简称ATC）,国际纺织品贸易管理因而进入＂后配额时代＂,配额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将会发生转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面对相对饱和的市场,使得他们除了考虑质量、价格、服务、风险等因素之外,服务的灵活性、供求双方信任的长期合作关系、品牌的树立都将成为进口商决定货源的关键问题。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进出口贸易严重缺乏多元化的实际状况,挤占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已经不应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应该在稳固求进的基础上,充分的自我挖掘,不断找寻新的市场空白点,互补互缺,实现双赢。     

纺织业濒临“后配额时代”

中国加入WTO之后，纺织服装出口连创历史新高。200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额占到全球成衣市场的17％：世界银行估计，一旦所有配额均取消，中国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将很快上升到45％。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贸易研究

一、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贸易的现状 （一）我国纺织品出口总额分析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的4年中,我国纺织品贸易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18．5％。从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总额来看,2008年达1793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8．12％,占全国外贸出口总值的10．3％。同期,纺织品服装实现贸易顺差1643亿美元,占全国贸易顺差总值的55％。     

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出口

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ATC协议》,在2005年WTO取消了纺织品的配额限制,标志着世界纺织品进入了“后配额时代”。在“后配额时代”中,中国的纺织品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的双重层面,文章从“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现状出发,主要阐述了“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对策分析。     

我国应对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的制度选择

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我国的纺织产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为履行WTO协定的义务,保持纺织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平的对外贸易制度,我国应该建立和完善统一、公平、自由的外贸秩序。统一、公平、自由的外贸秩序包括建立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公平的对外贸易机制、自由的对外贸易体制、统一维护国家的贸易利益和维护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五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完善公平贸易法制、建立和完善产业协调与预警机制和发展中介机构、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实现统一、公平、自由的外贸秩序的目标。     

解读“纺织品特保条款”

“纺织品特保条款”是引发我国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聚焦点。我们应该在理论思路上解决好三大问题,并有的放矢地付诸实施。第一,要全面把握它的内涵,既梳理清楚《242条款》与《议定书第16条》的相互关系及其差异,又准确理解《工作组报告241—250条款》的确切含义及其彼此间的联系;第二,要正确评价它的地位,既了解该条款的产生背景、正面作用和不足之处,又理智看待一些目前比较流行却并不恰当的论断;第三,要合理运用它的功能,既积极发挥其所具有的正面影响,又着眼于国际协调精神以处置其中的棘手问题。     

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贸易争端探析

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告终，但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却频繁受到美欧等国的特保限制。面对当前的新挑战，我国政府理应重点解决上述的贸易争端外，还应加强对纺织业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企业有序经营，防止恶性竞争；支持行业协会建立自律机制，并促进纺织产品结构升级，实施市场多元化和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经营。此外，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应关注纺织工人的低廉工资和人民币的币值问题，重视保护人力资本，以提高人民购买力．扩大内需，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特殊保障措施的法律分析

在中国入世谈判中,WTO 成员对中国入世后其出口大量增加的可能性表示担扰,因此提出针对中国产品的特殊保障措施,规定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的16段,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 WTO 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各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入世以后,各国如关、日、欧盟等相继开始完善了针对我国的特保立法。有关国家已经对我国的一些产品按照特保程序进行调查和处理,对此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应对之策。本文分析了特殊保障措施存在的法理本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我国针对该项措施所应采取的对策。     

欧美对华纺织品“特保”机制及实践

此前一度白热化的中欧、中美围绕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的争端以中欧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得到缓解。纺织品贸易一体化之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并非一路畅通,纺织品“特保”机制给国内盲目扩张的纺织品出口企业和盲目乐观的业界人士和相关政府官员、行业协会一个强烈的信号：加入 WTO 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远非自由化。     

后WTO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分析

在后WTO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激烈的贸易竞争,在不违背WTO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保护。本文分析了后WTO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五个特点。     

WTO体制下的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作为一种贸易救济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对进口国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WTO体制下尽管有保障措施的一般规定,但在不同领域针对不同国家,演变出很多特殊的保障措施.其中,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过渡性保障机制"就对中国纺织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对华纺织品特保政策的现状与趋势

在国际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之际,美国政府突破性地将对华实施过渡期纺织品保障措施(即纺织品特保措施)的要件由“市场扰乱”拓宽至“市场扰乱威胁”,这一重要政策转变与2004年7月以来美国国内对尚未取消被动配额限制的多种中国纺织品掀起新一轮特保申请高潮交迭在一起,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详实的历史事件和纵向比较,本文认为后配额时代美国对华纺织品特保政策新动向主要包括:政策目标从事后救济逐步延伸为带有进攻性的事前预防;政策实施从试探性和示范性阶段向全方位的应用层次转变。同时,美方对华采取纺织品特保措施将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通过从产业角度进行深入的成因分析, 作者认为:现有产业链受到破坏及产业安全受到威胁是后配额时代美国采取限制性对华纺织品特保政策的根本原因。     

“转保措施”直逼2005年后的中国纺织品贸易

《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将于2005年后终止生效，届时，全球纺织品贸易将取消配额管理，这对于中国这样的纺织品出口大国来讲，是机遇还是挑战？答案不容乐观。原因在于特殊保障措施是制约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重要瓶颈。本文拟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所面对的特殊保障措施的主要特点予以分析。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一、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降低；二、“贸易转移”条款使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进一步降低；三、报复权利被削弱。通过对特殊保障措施的分析，以期打消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担心，同时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在2005年后的发展提供指导。     

后WTO时代中国商会发展模式选择及对策建议

我国商会存在定位不准确、功能残缺、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WTO知识等问题,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此, 须借鉴典型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商会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建立健全各种机制,加强管理,切实发挥商会的中介作用,建立政府、市场、商会和企业互动、互补的产业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