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缓慢复苏下的国际资本流动

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使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总规模小幅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后来居上将使FDI总规模小幅增加,并主要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是世界经济继续负重前行的一年。整体而言,当年世界经济有所增长,但仍然低位运行,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瓶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国际贸易热度大幅降温。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本文利用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季度数据,基于IV-GMM方法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抑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外逃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     

资本洪流汹涌 新兴市场筑坝

为防止经济过热,防范资本流入逆转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应对资本大量流入……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报告显示,2010年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私人资本达到9080亿美元,比2009年增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应对全球资本流动中国需要新的平衡框架

<正>全球资本流动的成因不仅由周期性因素决定的,更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全球分工体系、跨境资本红利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外失衡是资本流动的长期驱动力。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4%,国际资本跨境流动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新的不稳定因素,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也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框架下最复杂的难题。     

新兴市场资本流动

文章指出，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呈现较大波动性将成未来态势，预计其2014年和2015年流人量会较2013年下降。就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文章分析了全球经济增长减弱的负面影响，认为新兴资本市场吸引力前景不明且出现地区分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两大下行风险上升。文章探讨了G3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并预测了亚洲、欧洲、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各新兴市场地区资本流动状况。     

次贷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次贷危机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趋向与对危机发展的认识和判断关系密切,也影响美元汇率走势。如果次贷危机影响继续扩大,资金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出,到主要经济成长体国家。一般来说,发生危机的国家资金会流出而不是流入,因此,目前大量资金流向主要成长经济体,如印度、中国、东欧、亚洲一些国家等,乃至在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之外的国家,这些国家因资本流入增加,货币应该是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热钱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

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倾斜。作为世界经济新引擎,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将更为突出。也因此,导致国际资本加速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推高房地产和股市。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贸易开放度会影响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吗?——基于54个经济体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世界各国频繁出现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或流出的现象,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已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参考Forbes&Warnock (2012)的方法,基于54个经济体1991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构建极端国际资本流动时期数据库,可识别四种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类型:"激增(Surges)""骤停(Sudden Stops)""外逃(Flight)"以及"撤回(Retrenchment)"。基于该数据库,分析贸易开放度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国贸易开放度越高,其发生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的可能性越低。第二,在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贸易开放度对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贸易开放度对外国资本流动和本国资本流动均有显著影响;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开放度仅影响本国的资本流动,对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贸易开放度对长期资本极端流动与短期资本极端流动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建议我国应继续坚持贸易开放政策,且此后分析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应将其细分为激增、骤停、外逃和撤回四类,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应区分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异常流动情况。     

短期证券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发达与新兴市场EPFR证券数据的比较

我国证券市场日益开放,受全球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日深,应加强对全球证券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分析。本文使用25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1996~2014年EPFR股票和债券资本流动月度的面板数据,对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分组实证研究了全球因素及经济体个体因素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全球主权债务恶化将加速海外资本回流

随着全球债务前景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很可能将面临如去年下半年一样的全球资本回撤,汇率波动不可避免。外部冲击和国际资本流动逆转风险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容忽视     

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前后的比较

利用VAR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前后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因素的差异,并针这种差异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比如深化汇率制度改革密切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调整,审慎开放资本项目等,为监管当局管理资本流动提供参考.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

<正>欧债危机在欧元区内部逐步由债务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同时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国际贸易等渠道传导至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欧债危机使得全球贸易陷人低迷,失业率上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欧债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震荡,一方面,欧债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对信用衍生产品造成了严重影响,并对全球银行业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导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收缩,直接投资流向新兴经济体,证券投资流向发达经济体。目前,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步履维艰,全球经济     

金砖五国：资本流入稳定延续

过去十年,自身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良好的国际资本市场环境,使得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激增（见图1）。虽然期间也受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到201O至2013年期间,流入金砖五国的国际资本已基本恢复到2007年的顶峰水平。预计未来国际资本稳定流入金砖五国的趋势仍将延续下去。     

人民币升值预期对金融宏观调控的影响

自2006年以来,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要实现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抑制流动性过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只有直接控制信贷规模一种途径。要密切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金融市场动向,结合国内经济走势,科学制定金融调控政策。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严厉打击国际资本绕过现行外汇管制的流入和流出,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逐步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     

全球经济政策调整增大新兴国家经济风险和市场波动

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今年5、6月份普遍遭遇了严重的资本外流和持续的汇率贬值,若资本逆向流动继续延续,将抑制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并进一步不利于全球经济前景。当前,尽管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然而通胀压力并未随之下降。一些新兴市场短期内不仅面临着来自外围环境冲击,长期还面临着内生结构性转型方面压力。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逐渐出现分化,国际资本陕速撤离,新兴国家外汇的波动加大,增大这些国家经济风险。同时,QE退出和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引发大宗商品波动回落。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