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自首情节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摘要：走私普通货物犯罪案件中因侦查取证的特殊性导致实践中自首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司法机关对自首的认定存在一定分歧。通过对司法实践样本的类型化归纳，进一步提炼各类自首的具体认定标准，根据各类自首投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在量刑上作出区分。同时，充分考虑其他量刑情节、《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罪法定刑数额标准调整的影响，进而探讨实现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自首认定和量刑规范化的有效途径。     

基层检察查办渎职侵权犯罪问题研究

渎职侵权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方方面面。案源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案件处理难,是当前基层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现实难题。面对人民群众对法治反腐的殷切期待,检察机关要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健全衔接机制,推动立法建设。     

近五年上海走私犯罪不起诉案件情况分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对走私犯罪的不断细化和充实，走私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多。一些偶发的偷逃税款行为，主观恶性不大、情节相对轻微，根据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司法机关通过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能有效避免走私犯罪不当扩大化趋势。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需要进一步明确单位职工认定为直接责任人员的标准、区分正常外贸活动与走私犯罪的界限、萤化走私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标准，以及准确认定珍贵动物制品的价值并适当提高入罪门槛等等。     

破解我国刑附民案件执行难的思路与对策

我国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旨在提高司法效率,使被害人能够借助国家的力量及时弥补其在刑事犯罪中所遭受的损失。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憾,致使作为民事原告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在刑事诉讼中民事赔偿难以实现。此类案件的执行越来越成为法院案件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害人及其亲属因此缠讼、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适时完善这一制度,建构符合我国国情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协商制度比较研究

当前,一方面犯罪案件不断增多,犯罪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司法资源依然相对匮乏,要解决这一对矛盾,传统的刑事诉讼已表现出一幅力不从心的样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刑事协商制度因其高效简便等特点而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一些国家更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在有些国家,刑事协商已成为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途径。目前,刑事协商主要包括辩诉交易制度、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等,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对这些制度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今年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协商方面的有关立法规定,对刑事协商在我国的本土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体系探析

浙江省的循环经济立法日趋成熟，执法成效显著，司法注重创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立法还有空白有待弥补、内容有交叉冲突之处、可操作性略有不足；执法管理体制、考核机制和公众监督参与等有待加强；司法存在起诉难、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为促进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多措施完善循环经济执法效率，全方位加强循环经济司法保障。     

司法环境建设与民营企业发展研究

本文分析了民营企业所处的司法环境,认为在民营企业所处司法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法律适用统一原则得不到有效贯彻;执法较缺乏公平,执行力度弱;案件诉讼难,成本高。提出完善司法执法环境建设的对策:在司法领域,完善商法体系,协调相关法律内涵的一致性,加大对司法裁决的投入;在执法领域,提高执法部门的执行力,提高执法机构的能力和执法行为的一致性,减少法官的相继抉择权力,克服歧视或不公正对待民营企业的现象;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要依法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业主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保护民营企业所有人或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职务犯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现行刑法典对职务犯罪定罪的起刑点高、定刑偏低、从宽从轻幅度较大,已明显宽松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职务犯罪打击不力、执法不平衡案件呈频发增多态势。完善立法,补强缺失,最终形成严密治理职务犯罪的刑事法网,已是司法领域的重点工作。     

罪刑均衡视角下走私犯罪案件处理中的若干实务问题

在同一批货物中混有其他属性对象，涉及刑法认定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查办走私象牙及其制品犯罪案件时，应合理评估象牙及其制品的价值；除了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涉案废物的危险性鉴定外，海关缉私部门亦可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司法判断。     

弗雷泽公司诉加拿大海关违宪取证追缴税款案评析

为了有效打击走私犯罪和偷逃关税这类违法行为,许多国家的海关法除赋予海关诸多的行政执法权之外,还在一定限度内赋予海关在查处这类案件时拥有搜查、侦查、拘留、扣押、审讯、逮捕等项刑事执法权。从理论上讲,海关的行政执法权与刑事执法权各有其确定对象和适用范围,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分十分明确;但从实践看,这两类权力的启用条件有时又显得较为模糊,尤其是在嫌疑人违法情事乍现、海关仅掌握初步证据、案件的罪与非罪性质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般而言,面对犯罪行径的蛛丝马迹,海关若运用查验、稽查、核查等行政权力来调取证据,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困难,行动中很可能打草惊蛇甚至无功而返,而凭借刑事执法权所独具的威慑力和强制力,海关办案人员通常可以迅速突破案情,获取确凿的证据,进而成功地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后一种过程中往往也存在另外一些意想不到情形,例如由于案件性质并非预想之严重,或者由于犯罪事实难以确证,或者由于启用刑事执法权的条件不充分或时机不成熟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从而可能造成案件久攻不破的被动局面,有时只好无奈撤案或转作行政处理。然而现实中一旦出现这种结果,涉案当事人往往就会以其法定权利或法定权益（尤其是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为由寻求法律救济,诉诸公堂之时,海关在刑事执法过程中的某些漏洞或瑕疵就有可能暴露无遗,败诉的风险显而易见,本案即为一宗典型例证。观之庭审过程,法庭首先极其关注海关违宪取证是否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造成了不法侵害,并就此做出了不利海关的判定;其次,法庭重点关注海关行使刑事执法权中出现“瑕疵”是否偶尔为之抑或一贯如此,当然其认定结论算是对海关网开一面;最后,法庭又从实用主义出发,认可了海关以动用刑事执法权获取的证据转而用作正当行政处理的结果。当然,其所演绎的审判逻辑是否过于牵强,是否真正能够维护“司法的信誉”,也是见仁见智,可能至少难以让原告信服,但最起码它也给人以思辨的启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海关自《海关法》2000年修正而被赋予了查缉走私犯罪的刑事执法权之后,十余年来该种权力的实际运用中也屡有类似本案的纠纷发生,在司法审查中败诉的风险如影随形,这也警醒我们对刑事执法权的调用不可轻率从事。还应看到的是,随着我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公权必治”的法治理念正日渐深入人心,强化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已成大势所趋,海关重视其权力运行的自我约束亦显得尤为必要。此为介绍本案例的初衷。     

刑事冤案产生根源探析

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通常涉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刑事案件一旦错判,后果通常非常严重,这也是刑事冤案一直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刑事冤案产生的根源是很复杂的,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和司法的原因。立法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等,司法方面主要有刑讯逼供、忽视无罪证据、降低起诉和定罪标准等一系列原因。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律问题研究——以“两法衔接”的证据转化为视角

2017年环境保护部、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两法衔接工作办法》),为推进“两法衔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学界的讨论和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两法衔接”依旧存在严峻的问题,例如各部门工作衔接不畅、分工配合不充分、有案不移、证据转化不畅、检察机关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等。其中,证据转化是“两法衔接”的核心,在刑事司法中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有效打击犯罪,是目前真正阻碍“两法衔接”的最大问题。本文从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转化、应用角度为出发点,通过对案例的具体剖析,发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证据在种类、取证程序、认定标准上均存在差异,导致“两法衔接”的不畅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针对这些问题结合理论知识,提出构建证据转化制度、规范取证程序、加强证据实质审查力度等完善路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对于查清案件事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从各地统计的数字看普遍不足5％，意味着大多数证据未经合法的质证程序便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严重侵蚀了司法的神圣性和公正性。本文介绍了英关国家的相关制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规则的具体程序设计。     

刑事诉讼中"两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刑事办案原则，对刑事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本事实”从属于刑事证明对象，是刑事证明对象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基本证据”与刑事证明对象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切实贯彻“两个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必然要对刑事证明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进行重新限定；同时，还要坚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灵活运用“经验法则”和“情理分析”处理案件，遵循刑事证明标准在不同诉讼阶段的递进性规律。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不存在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基于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相容性．建议公诉案件在一定范围内对刑事和解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被保险人自杀和故意犯罪案件的处理

自杀和犯罪案件的处理，是目前寿险案件处理中的难点。而划分和确定其被保险人在投保时问上的界限以及弄清自杀的概念，是正确处理自杀案件的关健；而对被保险人犯罪案件的处理，其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在被保险人是否犯罪，以及如何确定其犯罪和对犯罪案件的保单如何处理等；本文试从新《保险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对自杀和故意犯罪案件处理问题加以试述。     

对税收执法中主观随意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各级税务机关加大了税收执法监督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税收执法中主观随意性行为的发生．促进了依法治税水平的提高。但是，综观当前各地税收执法情况．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从披露的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立案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情况来看，税收执法一线单位和直接负责征收、管理、稽查的执法税务人员，因为随意滥用税收执法权的违法乱纪犯罪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发案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仅直接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而且影响了税务机关的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从自诉案件扩大到部分公诉案件,作为特别程序专章作出规定,这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作为妥协性司法办法之一的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处罚政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通过解读发现法律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规定较为概括,这势必在运行和效果等方面出现缺陷,为此必须从明确刑事和解协议效力和公安机关参加刑事和解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监督机制探讨

目前我国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阶段,2021年作为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的收官之年,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环境保护“两法”衔接)制度作为生态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对环境保护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院、检察院、环保部门、公安部门等相关机关对环境保护“两法”衔接制度不断进行探索,但其在执法、移送、立案、起诉等环节均出现了一些问题,究其原因应当是监督不力。本文将从环境污染案件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信息共享监督机制等方面,对环境保护“两法”衔接机制进行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对策,完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     

境外逃犯的潜逃、隐匿特征和心理特征

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给犯罪分子逃往境外并利用国境的屏障逃避追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从而使公安机关的境外追逃工作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在打击国际性犯罪中,由于罪犯潜逃而使案件难以了结成为关键问题之一,特别是重大案件和有组织犯罪案件的重要嫌疑人长期外逃,极大地延缓了刑事诉讼的进程,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浪费了刑事诉讼的资源。因此,进行境外追逃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要使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更加有效,我们就必须研究境外逃犯的潜逃、隐匿特征和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