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选择

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化模式和区域规划的视角,将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放在区域发展的系统之中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张解决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渐进主义道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只有毫不动摇地奉行区域和谐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充分拓展区域管理创新空间,才能从根本上彻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途径——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城市化的进程也需要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探索越来越迫切.然而,在现今的经济社会水平和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也日益凸显,主要包括制度性障碍、经济性障碍、文化性障碍和能力性障碍四个方面.这些因素是长期存在且不易改变的,它们共同延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中,能力性因素是这些因素中较易解决的障碍,农民工可以通过自身的增能而克服市民化进程中的阻隔,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加快市民化的进程.同时,国家也应看到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对于其市民化的重要作用,为农民工增能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条件,帮助其尽快实现市民化.     

空气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运用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数据和2015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空气AQI指数变化率呈负相关关系,空气质量即使较差,但在有改善的情况下,也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2）分地区来看,空气质量的变化对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3）从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男性、高学历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空气质量变化影响更大。为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需要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改善环境以实现良性循环。     

落地未“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只做城市的"候鸟",而是通过这一独特的群体身份提出自身满意的利益新诉求——农民工市民化,文中笔者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潘篱分析,探寻加快市民化进程的对策,进而实现其"城市梦"的追求。     

城镇化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政治学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具有诸多重要的政治价值。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数量日益增长质量逐步提升,在其市民化进程中起根本作用的制度型社会资本明显有所增长但需要继续完善。城镇化进程中,特别需要从政府积极推动、制度深度变革、法律有力助推、观念及时更新等方面入手,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足量成熟的社会资本以推动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探析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全社会共同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缺失,而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政府、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层面。因此,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积极探寻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路径,努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将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述评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核心问题以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述评,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

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4～5亿农民工市民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依赖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内在地提升市民化能力;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国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市民化道路.基于各省差异化进城农民工比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政府承担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5项市民化成本占本省一般预算支出比率平均为2.7％,城市政府具有市民化的财政能力可行性.     

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存在着认识不足、意识淡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平台;提高农民工和企业对养老保险的认识;完善转移接续机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研究——基于东莞与昆山的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离不开农民工的政策认知.本文通过对东莞与昆山两地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日常认知度、习得型认知度、交往型认知度的平均分值较低,而权利主张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政策认知度的综合评价得分位于中等偏下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的当期效用评价低、对政策认知的机会成本高、负向同群效应以及组织化程度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主要制约因素.     

学习成本、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加班、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农民工加入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动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市民化选择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以劳务输出地安徽省庐江县和劳务输入地上海为研究样本,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认同以及迁移网络等因素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治理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实现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是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群体,但住房保障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市民化进程的瓶颈.公共租赁住房是唯一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的住房保障形式,由于中央层面政策设计缺乏操作性,地方政府采取“经济上吸纳,制度上排斥”手段,新生代农民工实际获得公租房数量相当有限,难以从住房困境中解脱出来.建议借鉴治理理论,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实现政府、用人单位、新生代农民工以及社会组织四主体合力解决住房的格局.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需求亟待关注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亿,占全部农民工的60%。陕西省渭南市是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每年有近100万人外出务工,其中绝大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据对全市1000名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情况反映,由于生活环境、文化层次、消费理念等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金融需求与其父辈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其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也在加大,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视角

人力资本提升是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人力资本状况能够对人口红利延长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和提升空间的视角,探讨人口红利延长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并缺乏提升的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等环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

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关键。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而市民化成本则是农民工进入城镇和融入城镇的首要考量因素。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专家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的知识结构就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拟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不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深入,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考察———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成为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决定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借鉴已有劳动力居留意愿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以在五个中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分析基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房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工作和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宏观因素影响显著,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则起到了一定影响。     

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政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而成本分担和测算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题的核心,政府、企业、农民工是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使用武汉市2013年和2014年相关数据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测算结果为:武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年人均总成本为105051元,其中公共成本85131元(政府承担77655元,企业承担7476元),个人成本19920元(由农民工个人承担)。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分批有序地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中央加大对农民工流入地的财政支持,政府应当促进农民工农村资源的资产化,推动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通过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来缓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