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兼与其他社区就业群体比较

本文以陕西省24个城市社区233名社区就业者的调研数据为例，从社区就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农民工社区就业特点和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工社区就业者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偏低；经验人力资本偏低；迁移人力资本较高。二是农民工找工作主要靠熟人和亲戚等社会资本．但是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数农民工有长期社区就业的打算；三是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对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易变性职业生涯环境下，组织与员工间冲突日益凸显，员工离职意愿明显升高，组织承诺作为预测员工离职的重要因素，受到组织高度重视。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以222名科技企业“85后”新生代员工为研究样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打开易变性职业生涯视角下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影响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的“黑箱”。结果表明：①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的组织承诺；②组织支持感完全中介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与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间的关系；③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自我导向/价值驱动）显著正向调节组织支持感与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间的关系；④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自我导向/价值驱动）在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对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的间接影响中起到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天津、重庆的企业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主体,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为了详细了解他们在就业方面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以天津、重庆两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吸纳企业为调查对象,从企业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9省市的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利用对广东、福建、上海等9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培训与其就业收入影响都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参加了培训则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为此,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的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模型,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以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影响。为促进进一步城市融入的实现,政府与社会均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丰富其社会资本,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落实。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与应对之策

新生代农民丁正逐渐成为农民丁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着一些困境：面临社会性排斥；生活无保障，就业福利差，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培训体系不够健全；就业途径受局限，缺乏专业职业中介体系；等等。因此，我们要：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笔者利用山西省L市37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通过建立OLS和Ordinal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更高、工作时间更长且工作更不稳定;人力资本不利于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延长了其工作时间、不利于其工作稳定,但有利于女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社会资本不利于男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可能延长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受到了不平等的政策待遇，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表现的状况并不乐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既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完善和改革制度体系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心理分析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如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心理研究的必要性,重点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心理,以及这些就业心理所存在的缺陷。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心理的分析,最终得出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满意就业的可行性对策。     

社会和谐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社会地位不高、组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不健全、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和自身素质不高,解决办法是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和组织化程度。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用“两条腿”走路,给理想插上“翅膀”——叩开大学生职场大门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大学生求职时都是重要的砝码,但是在就业时单凭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都需付出较大的努力,价值也难以达到最优化。相对于资金、市场和技术资本而言,心理资本的升值空间是最大的。因此,录用心理资本较高的大学生,已成为当前企业录用大学生新的重要标准。所以大学生要想成功叩开职场大门,不仅要学会运用"两条腿"走路,还要插上翅膀,积累强大的心理资本。     

知识员工创新绩效增益效应研究:资本禀赋视角

知识员工创新绩效已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在资本禀赋视角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互动作用机制,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起显著增益效应。其中,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更能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资本相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有显著增益效应;三类资本动态协同模型的建立与可持续开发所产生的聚合效应,是提高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关键。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就业流动、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工资

就业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一直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特点。文章从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匹配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层面上考察了就业流动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说。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研数据的计量检验显示:在对内生性和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就业流动在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但这一作用随着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并且上述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宜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及时的就业信息,并重视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人力资本素质不高、文化与社会认同缺失以及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由禀赋约束构成的功能性排斥和由制度约束构成的结构性排斥这两种社会排斥存在的原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必然路径在于政府通过制度革新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桎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引导帮助其实现城市融入.     

农民工就业职业变迁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就业选择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职业变迁。研究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差异，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地域差异也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有显著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植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域间合理分布每流动，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