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购买信任、不信任与控制关系整合模式的中国实证研究

信任的缺失是使消费者不愿在线购买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提供中国在线购买信任问题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对Cheung and Lee(2000)在线购买信任模式局限性的认识,本论文提出一个包括不信任和控制的修正模式并在中国大陆的情境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信任和不信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消费者在线购买信任的产生更多体现在对安全控制的良好认知,而消费者在线购买不信任的产生更多体现在对不隐私控制的认知;安全控制不仅通过信任间接积极地影响购买意图而且对其也有直接强正作用,不隐私控制不仅通过不信任间接地积极影响不购买意图而且对其也有直接强正作用;另外,在线购买信任和不信任等变量在性别、年龄、学历水平、互联网使用时间和已消费的金额方面呈显著差异。这些发现对中国在线运营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线购买不信任研究现状与思考

在线购买不信任已成为电子商务信任研究的子焦点之一。我们依据近年国外有关文献的调研发现,目前有关学术界对在线购买不信任的概念及其前因后项仍缺乏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缺乏一个统一的结构合理的在线购买不信任及其与信任以及控制关系的理论框架,成为当前深化和推进有关研究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这使得目前人们对不信任、信任和控制以及相关概念难以进行正确的界定,使得大量的实证研究得不到有效的整合,使得不信任、信任和控制之间关系命题难以在各种管理实践领域尤其在电子商务领域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运用。对中国来说,学术界对不信任以及其与信任以及控制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也严重滞后于中国在线运营商和政府进行决策和开展有关工作的需要。     

在线购买信任模式的中国实证研究

信任的缺失是使消费者不愿在线购买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提供中国在线购买信任问题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对Cheung and Lee(2000)和Kit Lui(2003)等在线购买信任模式实证研究结果和局限性的认识,本论文提出一个修正模式并在中国大陆的情境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网上购买信任的前置变量中,网上商店的有用性和消费经历与在线购买信任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正相关。并且,消费经历与有用性不但通过在线购买信任变量积极影响在线购买意图,并且对在线购买意图的产生也有较强的、直接的积极作用。另外,在线信任等变量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和消费习惯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男性、学历较高、上网时间长、网购次数多、每次花费金额多、预测未来两年在线消费比例上升的在线消费者群体,其对在线购买的信任更多地表现在有用性和安全控制的良好认知上。     

在线购买不信任前置因素归类实证研究——基于双因素与认知神经理论

在线购买不信任已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但是,相关研究还是初步的,尤其是在线购买不信任的前置因素归类问题,仍是亟需进一步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首先就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在此基础上,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认知神经理论,提出有关理论假设;其次,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有关实证验证;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具体在线网站设计实践提供一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不信任存在一些不同于信任的前置因素并可归类于保健因素,例如技术功能、情境规范、质量保证;但也存在一些同时影响不信任和信任的前置因素,可称之为混合因素,例如有用性、使用便利性、结构保障、品牌力量、第三方认证和客户反馈机制。研究基于认知神经理论和情感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在线购买不信任的知识体系,而且对在线购物网站运营商和网站设计者进行有关决策提供良好的借鉴。     

消费者涉入前因、涉入程度与购买意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消费者涉入程度的高低受到多种涉入前因的影响,而且涉入程度与购买意愿之间呈显著相关;涉入前因中营销刺激与个人兴趣与涉入程度呈显著相关,其他因素一般相关或微弱相关;涉入程度在消费者行为中是中介变量。笔者基于我国市场的特性和消费者行为的差异,验证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营销刺激是最大正向影响因素;在营销实践方面,验证了在现今的市场环境中"酒香也怕巷子深"现象。因此企业要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制定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实施有效营销。     

国内消费者对保险代理人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保险代理人不断发生各种不诚信行为,导致了消费者对整个保险代理人群体的不信任。怎样重建消费者对保险代理人的信任,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国内四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和重庆）548份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消费者的保险知识和代理人讨人喜欢的能力对消费者信任代理人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二,良好交易经历对消费者信任代理人的影响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代理人的专业业务能力和机会主义意图;第三,保险公司信誉对消费者信任代理人有着重要影响;第四,消费者信任倾向的影响力并不像在其他行业实证研究中那么大。     

在线消费者对C2C交易平台初始信任问题的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电子商务的发展浪潮中,C2C交易的发展迅猛.同时,与C2C交易紧密相连的C2C平台网站的竞争也日趋激烈.2006年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发展中心公布了<200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网民网上消费购物比例在2005年12月达到71.30%,首次超过亚太地区70%的平均水平.     

信任、不信任与民主制的悖论

本文论述了信任与不信任产生的条件.一个全面的信任模型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即"被信任者的可信度"、"信任者的基本信任倾向"以及催生信任的文化因素.信任文化的产生既有结构原因,又有历史原因.本文认为民主秩序是孕育信任的重要力量.     

虚拟社区在线信任研究新进展及其启示

虚拟社区的在线信任问题作为近年来网络营销领域的前沿课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本文通过梳理虚拟社区在线信任最新研究成果发现:虚拟社区在线信任的影响因素涉及虚拟社区成员的认知基础、理性分析、人格特质以及虚拟社区组织的管理特征四个方面;虚拟社区在线信任的构建应遵循个性化原则和阶段性原则,把握来自环境、组织、个体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采取更加合理的构建策略;虚拟社区在线信任对于提高虚拟社区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意愿、购买意愿,增加虚拟社区的顾客黏性具有重要实践价值.虚拟社区在线信任未来研究应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层面进一步加以拓展.     

网上购物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在创新接受理论的基础上，从渠道特性和个体特性的角度建立我国网络购物行为影响因素假设模型，并通过网上调查，运用结构方程建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感知网络购物有用性、感知网络购物容易使用、消费者网络经验、收入和体验型购物导向是决定消费者网络购物的关键因素。     

GDISD团队敏捷性前因后果实证研究

对分布式软件开发团队敏捷性的关注逐渐从实践界转向理论界,但鲜有文献关注分布式软件开发团队敏捷性获取机制及作用效果。以具有异地分布式信息系统开发经验的项目人员为研究对象,研究沟通有效性和冲突管理对GDISD团队敏捷性的影响,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研究信任在驱动因素与敏捷性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沟通有效性和冲突管理是GDISD团队敏捷性的显著影响因素;GDISD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在沟通有效性与GDISD团队敏捷性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冲突管理与GDISD团队敏捷性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GDISD团队敏捷性对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网络购物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双渠道视角

线上、线下双渠道运作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渠道变革的一大趋势,越来越多的现代消费者变成了双渠道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商家在利用传统销售渠道销售产品的同时也通过网络直销模式进行产品销售。本文基于现有网络购物影响因素文献,整合多渠道选择理论和顾客价值理论,构建了双渠道下消费者网络购物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同时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消费者为研究对象,以双渠道为研究视角,对消费者网络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得出了五个驱动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的影响因素并实证证明了其分别对消费者网络购物选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结论,探讨了相应的实践意义与研究不足,以期为企业营销决策提供参考。     

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的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一直受到监管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利用1995-2005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宏观数据,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细分,并通过ARMA模型对上市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的潜在原因和实现情况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只有收到带解释说明段的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及否定意见时才会引发上市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     

网络结构与组织间知识转移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的核心领域,是组织获取所需知识从而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嵌入在特定网络结构的各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绩效与其所处网络结构的特征变量密切相关。通过界定网络结构的特征变量,讨论了其与组织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关系,并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组织所嵌入网络的密度、联系强度、网络规模、互惠性、节点度、居间性等变量,都对组织间知识转移有着正向影响。     

转型期我国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的信任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信任结构极大地影响着研究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方式和效率。本文认为．信任机制是决定研究机构与中小企业合作是否成功的基础,并从理论上剖析了转型期信任机制的转变规律。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市线下娱购出行管控效应实证分析

出行方式管理是城市防疫抗疫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公共事务,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市实施了最严格的个人出行管制,并控制、封闭了进出武汉的大通道。文章基于城市居民线下娱购出行方式视角,应用2018—2019年出行调查数据,对选择机制展开了多项Logit建模,总结了武汉市疫情期间出行管控的积极效用。研究认为:管控效用的发挥分为了两个重要阶段,其标志分别为"停运禁行公交及小汽车、封闭公路通道""社区管制、家庭自我隔离"。武汉市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套"基于购物单元的网选需求共递"举措,用线上网购与合并运输的形式,有效地补充了出行管控期间,居民线下基本生活的购物不足。武汉市渐进解除步行和公交车出行方式管控,将释放购买蔬菜生鲜和日用品的线下购物需求,促进社区商业网点及大型零售商业中心的业务回暖,改善武汉市中低收入人群出行质量。解除管控过程须重点关注60岁以上老年男性、18岁以下中小学生、公交站点密集地带。研究建议优先解禁电动车和自行车,对中小学开学前的学习用品实施需求管理。研究结论为全球新冠肺炎防治的"中国方案"和"武汉经验",补充了理论认知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