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对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发送成本与收益的内涵,并利用货币计量法对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收益率进行了测算。     

文凭信号的甄别与度量

大学的重要使命在于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优秀的专业人员，替社会的许多角色和职业提供考试和学历证书，传递教育文凭信号。一份内容广泛、真实可信的求职书，通过“复印”在校期间的生产能力，可看作是自我推销的“产品说明书”，发送与众不同的信号来诱发用人单位接收。人们愿意投资于教育是因为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     

胡适与罗尔纲

综观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师生姻缘,在私人的人际关系领域里,一个是一直盼望学生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一个是恭谨领受师教,念兹在兹,努力以赴但求不违师教的学生。所以,学生写了在老师看来大有问题的文章,老师毫不客气地严加批评,学生更会将老师的教训引以为诫;学生在开展自己的事业途里碰上困境,也总是向老师请教,把老师的意见当成引领方向的南针。虽然,末了在现实政治力的作用下,师生的情谊被迫中断,甚至不免显示了师生反目的趋向,但是,这段师生佳话,却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论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

胡适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提倡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对胡适个人主义思想的评价在学术界是见仁见智的。有学者认为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完全出自私利的,也有学者认为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不是为了谋求一己之利的单纯的唯我主义,还有人认为胡适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切实际的。以上观点或多或少存在着对胡适个人主义思想的误读,所以应该在全面分析胡适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阐释其观点的实质,并给予尽量公正的评判。     

文凭：职业取得的“敲门砖”

文章主要运用社会筛选和社会交换等理论分析文凭在职业取得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从中外研究者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文凭作为个人受教育与训练的凭证、知识能力的标志，在现代社会中成为获得理想职业的“敲门砖”。     

我国就业市场文凭贬值的经济学分析

该文运用经济学有关原理对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文凭贬值现象作了简要分析,指出文凭贬值现象的背后是就业市场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灵,进而对失灵的原因作了分析,并提出一些改革市场状况的建议。     

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与资料》

本文利用近年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对1954年发生的胡适批判运动的起源作了一些新的理解。文章认为胡适批判运动的起源，除了毛泽东主动发起的动因外，与当时负责意识意识形态的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郭沫若，陆定一、周扬、邓拓等人对胡适及其思想的认识有关，在批判胡适运动的具体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配合和具体操作是这场运动开展的关键因素。文章同时还对这场运动中以批判为名义印刷的有关胡适文献进行了学术评价。     

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之时,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号召,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人热烈响应,有人激烈反对。本文对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背景、本意及其意义作了历史的探讨,以其获得客观的理解。     

胡适在《努力》时期的“联邦论”

可以看到,当联省问题变成民治问题时,人,还是制度:这个问题就摆上桌面。吴佩孚以人为理由来延缓制度,鲁迅以人为先而后制度,张慰慈至少也小看了制度的作用;那么,胡适呢,他的选择是制度优先,由制度而后人。这是胡适民治思想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民治与独裁”的思想论战,也一直延续到我们能否民治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并给今天的我们以启发。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

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表征,是上个世纪走失了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尽管,"胡适"这两个字,在20世纪的文化气氛中,几乎就是一个嘲笑的对象。但,正因为胡适所表征的文化具有自由主义的宽容性,所谓"有容乃大",因此,它既不以斗取胜,更不以骂为务,而是在被边缘化的漫长时间中,像芥子一样,一点一点生长。     

“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北伐时期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

未能忘情自由却又在自由的迷途中,这就是当时的胡适了。当然胡适也并非一味的简单,至少他还有一点怀疑精神,同时也在打量: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以及这个四一二,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这个问题,要在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如果切入点是自由主义,只需问一句:北伐后的国民政府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还可能再发生1917年那种诸子式的新文化运动吗?历史可以以前进的方式延伸自己,也可以以倒退的方式延伸自己。更深的问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走完它的历程?如果这是作为进步论者的胡适在当时无从回答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难回答了。     

亨廷顿：主要著作和缺陷

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亨廷顿很不严谨。但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他的很多观点、提法、论调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本人一生可能也没有搞清楚自己是个政治学者还是个政论家，但是所有他的著作都含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息。     

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史中,莫里斯·弗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１９２０~１９７５)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宗族模式正是在他手中正式形成的。虽然在他之前,宗族就曾引起葛学溥(Ｄ．Ｈ．Ｋｕｌｐ Ⅱ)和胡先缙等学者的关注,但身处战后理论更替潮流中的弗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理论价值,把关于宗族的研究推向了这一领域讨论的前沿,并构造     

胡风:批评的"现实主义的路"

刘:今天我们想谈谈胡风的批评方式、理论方式、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今天还能够给我们什么启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从事批评的时候,经常会借鉴一些系统理论,这些理论很多时候是从外面引进的,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     

福田德三及其经济思想

福田德三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对各国近代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以福利经济学理论为主的经济思想,在日本近代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经济思想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谢文:押注"大财经"

与通常CEO的办公室豪华气派相比,泛利大厦10层,和讯网CEO谢文的新办公室却显得局促而狭小,不足10平米的空间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 但也就在这个办公室中,互联网的老兵谢文正在主导着和讯网向"大财经"方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