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投资规模

本文选取了中国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质量,以及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投资规模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和以产出与投资比为代表的投资效率具有负相关关系,表明中国金融发展贡献仍有提升空间,依据实证结果提出有依据的政策建议,即保持金融发展速度同时重视质量的改善。     

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数据,分析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不足”企业和“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行业竞争能力越强以及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金融抑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依然是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挑战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结构扭曲和经济失衡的结果。金融抑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抑制性的金融政策,扭曲了资金成本和资金分配,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国内金融体系欠发达,拥有净储蓄的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或者金融投资机会较少。国内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适宜的技术或者廉价的生产要素以促进国内生产,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和整体投资回报率。特别的,在金融抑制政策中,对金融市场的限制、信贷约束以及利率管制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条约准入规则研究——以中国的立场为出发点

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投资准入规则是平衡国家经济监管权和开放投资义务之间最重要的砝码,核心内容是准入阶段的外资待遇标准.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条约准入规则,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基础上,经历了从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公平待遇到最惠国待遇的发展.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中国与中亚五国未来准入规则的选择,将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投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预期,以及中国在该区域经济政策的取向三大因素.     

浅析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已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的现状,针对目前人力资本投资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措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目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在影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方面,本文则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分析中国这种对外投资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投资环境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两国间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     

区域金融创新促进民间投资转型的实证分析——以浙江为例

当前需要通过民间投资接力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但仅仅依靠民间投资规模的扩大,已经不能实现经济更好地发展,迫切要求民间投资转型取得突破。通过建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评估浙江金融创新能力的演进情况,并进一步建立VAR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创新对民间投资转型的促进作用,最后据此提出加快区域金融创新的政策建议。     

大数据分析在证券投资中的应用及问题分析

大数据分析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金融投资活动中,历史数据往往是投资者重要的参考标准,大数据分析也就自然而然被应用到金融投资活动当中,大数据分析在投资证券的主要应用分为股票分析、投资情绪分析以及量化投资三个方面,本文将就大数据分析在证券投资中应用以及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带一路"下的我国金融投资面临的瓶颈及策略分析

近来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全球化经济网络,各地区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是每个区域自身的经济优势。我国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金融投资的构想,旨在通过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优势,与周边国家在商贸方面展开一系列合作,实现多边资源共享,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利双赢的局面。但"一带一路"经济贸易实现顺利开展,金融投资的稳定性必须要得到保证。国家想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投入,金融投资已经成为保障"一带一路"商贸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概述我国目前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解决此类问题的相关对策。     

我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金融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的服务投资领域进一步的拓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文章分析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方面在金融上所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以及如何改进我国的金融服务和加强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服务。     

Host countries’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China's outward FDI

In 2014, China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which has pushed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to over tens of billions of US dollar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about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China's OFDI. To verify whether China's OFDI activities are motivated by profits, this paper applies a measure of country‐specific growth opportunities adopted by Bekaert et al. (2007) to measure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of the target countries for China's OFDI. A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 model, based on data from 51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12, i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countries’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China's OFDI. Overall,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China's OFDI does not follow the host countries’ growth opportunities but exhibits different features towar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s OFDI follows host countries’ growth opportunities to some extent. In the ca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s OFDI does not follow host countries’ growth opportunities. When we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a host country'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mprovement in these factors improv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host country to China's OFDI.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id not have a very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OFDI activities.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的背景下,利用2005-2008年我国对东盟十国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东道国GDP、东道国通信基础设施环境呈正相关,同我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货币汇率和东道国失业率呈负相关。这说明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市场规模以及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决定我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原因。     

ASEAN‐5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Where does it stand? Where is it going?

Since the late 1990s' Asian crisis, ASEAN‐5 countries have expended considerable effort in developing their bond markets. However, the size of these markets relative to GDP has hardly changed. Can we explain this? And does it mean that domestic markets have not, in fact, developed?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bond market growth has been held back by a sharp fall in business investment, which has left firms with little need for bond borrowing. Even so, markets have developed in other way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substantial amounts of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have begun to flow into ASEAN‐5 bonds.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important ramifications. With the investor base growing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ikely to rise, ASEAN‐5 bond markets could expand rapidly, holding out the prospect that the region could finally achieve ‘twin engine’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near future.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悖论”探析

本文认为,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农业的支持存在一个“悖论”,即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农业的贡献很不相称。文章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政府支持农业的“政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业从业人口份额对强化这种“政治意愿”具有积极影响,财力规模的扩张虽然增加了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但却并非提高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份额的充分条件,尽快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提高农业从业人口的政治参与能力是缓解财政农业投入“悖论”的内在要求。     

投资动机视角下江苏省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2020年东盟10国的数据,构建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投资动机视角下江苏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动机最为明显的是成本寻求型,其次是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最后是资源寻求型,而基础设施也对江苏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对东盟10国的投资,江苏省应加快边际产业的转移,同时增加对部分国家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并且优化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结构。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上海加强对东盟投资的动因探析

在CAFTA的建设进程中,上海对东盟的投资项目近年来迅速增加,投资规模、投资领域扩大,投资方式日益多样化。探析上海加强对东盟投资的动因,可得出结论：东盟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寻求对外投资机会的上海企业;通过对东盟的投资,可实现优化上海产业结构以及提升上海竞争力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