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金融生态失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金融生态状况严重失衡，无论是在金融深化程度、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还是在金融制度创新等方面，东部的金融生态明显优于中西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区域金融生态差异是由既定的经济体制、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决定的。要解决我国地区金融生态失衡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二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三是要改善中西部制度环境，四是要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调节体系。     

FDI与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directinvest ,简称FDI)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 ,又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中西部地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 ,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FDI ,进而以FDI带动制度变迁 ,才能摆脱制度变迁滞后与FDI流失的困境 ,实现制度变迁与FDI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信托法律制度的承继与本土化--信托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在信托法律制度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如信托的定义，对信托财产权利归属的界定等。分析信托制度的承继与本土化规律，对我国信托法律制度建设的启示在于：信托是外来制度，作为引进国，不仅要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构造，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其运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真正为我国所用。     

区域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四个统一”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滞后。要缩小差距，实现中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使区域发展与技术创新做到“四个统一”。     

地方政府的主动制度供给是大国制度创新之源--对我国地方政府主动供给制度的研究

大国制度创新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全局性的因素，其制度供给是一种平均的速度。这种供给速度对于有些地区可能比较超前，而对有些地区可能比较滞后，因此大国制度创新不能统一进行，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制度环境的变化和相对收益的变化，及时地、主动地推动制度创新。地方政府主动制度创新能够实现区域制度结构均衡，能够为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提供经验教训和知识存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全国性的制度变迁。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距

资本回报率高低决定资本流向。本文在严格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省际资本存量后,运用边际资本产出来测算省际资本回报率并分析其地区差距。测算结果表明:1993~2007年中国中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差距在缩小,而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中国目前还不存在明显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投资环境差异是形成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的制度原因,中西部地区引资竞争的关键是改善地区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成本的特征、影响因素和降低成本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渐进改革下制度变迁成本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实质上看，渐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成本表现出四个典型特征：一是制度变迁成本的长期性；二是制度变迁成本的递增性；三是制度变迁成本的超经济性；四是制度变迁成本的可控性，与此同时，影响渐进改革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们的知识积累程度和认知程度；二是宪法秩序，三是制度变迁方式；四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五是非正式约束的影响，只有使制度变迁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使社会成员对改革给予持续支持。因此，必须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路径，降低渐进改革制度变迁的成本。     

基于东部产业集群条件下的产业梯度转移研究--兼论西部开发中产业集群战略的运用

依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从而缩小东西部差距。然而近年来，在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产业集群赋予了东部地区新的后天优势。在这种条件下，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西部大开发设想，在目前阶段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因此，开发西部必须在西部地区先形成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集群，才能吸引东部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西移。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农业改革的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必须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替使用才能降低变迁成本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长期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后期强制性的特征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应选择回应性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解决急需的强制性制度需求，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论制度变迁中的四大问题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从其层次来分，有基础性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安排：从其主体来分，有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其途径来分，有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从其方式来分，有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