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溯源

第一次法经济学运动是从两奈主线展开的：旧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现实主义。从进步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批判,到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攻击,都凸显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制度的探究。康芒斯对“财产”与“财产权利”的区分及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科斯定理架起制度和交易成本、新古典理论和法律经济学之间的桥梁提供了基础;对现实主义法学来说,无论是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是行动,而不是逻辑”的主张,还是庞德提出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差异的观点都着眼于瓦解和攻击法学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法学自足性,从而努力弥合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鸿沟。其价值在于引入外在的视角来研究法律,从而使得经济学有可能成为法学分析中有力的外在视角。     

新自由主义本质辨析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它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不能将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等同”。这个论断符合实际,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认识。对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困境及其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包括三大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神学阶段的理论核心,但是“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从自然法中引申出来的假说。如何为这一假说提供一致的逻辑理论基础,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向形而上学阶段发展。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合理性,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但其假设前提的理想性决定了无法应付各种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冲击。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应付这些理论和现实的冲击提供了理论基础,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进入了实证阶段。     

历史法学、统一国家与德国资本主义

本文宏观考察了19世纪德国法理学发展的思想史轨迹。19世纪的德国法理学围绕统一德国的主题而展开,经历了面对统一问题的自由主义法理论与民族主义法理论间的复杂争论。19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民主问题与地方封建邦的自主要求混杂在一起,从而又危及着德国的统一问题（德国自由主义法理论的困境）;同时,德国的统一问题又与维持德国封建君主制关联在一起（德国民族主义法理论的困境）。这是德国法理学不同于自然法理念的历史法理学特征。可以说,以历史法学为象征的19世纪德国法理论丧失了现代性的普遍品格,成为一种德意志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

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理论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理论,也对我国理论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庸俗性、理论矛盾性,及其实践上的危害性.同时笔者也提出了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几点看法.     

新自由主义研究

本文在系统分析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流派及其发展的基础上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其本质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将新自由主义范式化、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不能等同;对于前者应批判性地吸收、借鉴;对于后者须坚决批判、抵制,谨慎落入“一体化”陷阱。     

自由主义国家观:国家监管缺失的理论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审视

国家监管缺失是造成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它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定型,并经过当代保守自由主义得以传承。扬弃自由主义国家观,坚持国家对经济和金融领域必要的监管,是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在法治时代前进的法理学

法学理论研究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法学理论研究应当具备广义的法学家体系、稳定的社会环境平台和方法论三个因素,法学理论只有应用于实践才能得以检验和升华。不断发展的法学理论研究和由此建立的法律文化传统及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完整的法学理论逻辑体系,它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实践性、人民性、工具性等价值理论,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权理论,提出法治关系范畴,进一步突出法学理论、法治理论的“应用性”,形成具有时代性和生命力的法治理论。建设新时代法治队伍,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要义内化于心,指导职业方向。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之间虽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别,“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世界霸权主义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为适应解决西方国家经济问题、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因此其中必然存在可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借鉴之处。但在借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过程中,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论证据法学的学科称谓与归属

在证据法学基本范畴之系列中,首要的范畴就是＂证据法学＂本身这个概念问题。论者结合历史研究和语义分析,对＂证据法学＂作为一个范畴的称谓选择、基本含义、学科归属以及主要内容体系进行了研究和阐述。选取＂证据法学＂这个称谓是正确的,证据法学是指对证据运用（证明）的立法和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法学学科,其理论体系应当完整地包括基础论、证明论和证据论三大板块。     

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物专利保护模式论考

人工智能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可逐步实现自主发明创造。然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厘定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物的法律地位，导致法律对其的适用出现失灵态势，而先行者优势保护模式、添附保护模式以及职务发明保护模式等是当前理论上比较典型的应对之策。其中，职务发明保护模式更契合人域法的法治秩序以及我国专利保护环境。人工智能本身被视为雇员而拟制为发明人，人工智能使用人被视为雇主而成为专利权人。此外，《专利法》应在专利审查期限上为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物开辟“绿色通道”，在动态流转中提取交易额的5%作为人工智能专项基金，并完善强制许可条款。     

论法学意境中的自然资源概念

自然资源的概念是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核心,也是构建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基石,更是研究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起点。如何科学构建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在考察资源的原始字义和自然资源词义的演变的基础上,认为,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存在于自然界或处于自然状态,可由权利主体直接支配或享有特定法益的、具有相对稀缺性的天然形成或生成之物的总称。     

美日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竞争目益激烈的背景下,美日欧不断调整完善科技创新战略,加强重点领域研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便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通过从九大方面,包括产业发展战略模式、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法律保障、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投入、产学研合作模式、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商业化中的作用、技术创新财税支持政策、科技人才政策等,对美日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了解美日欧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做法和特点,使我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有所借鉴。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及适度法制化发展

科技发展与法律规制存在步伐不匹配性,这为通由伦理学方法解决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制度建构需求。科技伦理由哲学理论学科或概念发展为一种治理机制,源于科技治理体制在科技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进行制度探索。科技伦理治理以解决伦理困境为目标,对科技伦理的影响进行探寻与反思,为个体行为提供伦理指引。科技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享有不同治理逻辑,二者关系调和是科技治理体系完善的重点。科技伦理治理模式特征体现为适应性治理与软法规制,有必要通过适度法制化路径提升伦理治理效率。适度法制化路径应当坚持两个原则：审慎使用实体权利—义务规范方式规定伦理问题,推动法律通过规范程序方式促进伦理反思;建立法律规则、行政指引与自律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规范体系,完善风险交流机制与伦理共识达成机制,增强伦理原则执行力。     

知识生态视域下面向产业集群的区域综合科技服务系统生态化发展研究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区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而传统科技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科技服务业与实体经济产业集群发展要求。以科技服务业与实体经济产业互动融合为背景,基于知识生态学理论,解析区域综合科技服务生态系统概念模型、生态功能及内部互动关系,提出区域综合科技服务系统生态化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区域综合科技服务生态系统实质上是基于知识在各类主体间流动构建的一种非线性关系网络系统,并以知识流为纽带,形成知识生态系统,知识主体合理的知识生态位与相互间的协同互动能够促进科技服务业围绕实体经济产业,形成横向竞合、纵向耦合共生的生态化发展态势。     

二元体制下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与对策

军民融合发展是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实现富国强军与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由之路。我国军民融合从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合,涉及多方主体的关系调整与利益重塑,需要在法治轨道上通过法律规范与法律运行两个维度整合各类主体力量、配置各类要素资源。目前,军民融合法治实施受制于“军”“民”二元分离体制结构的现实约束,在法律规范层面处于制度供给不完备状态,在法律运行层次面临主体实践不协调困境。二元体制下破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宜从静态规范层面和动态运行层面综合调整军民融合行为。一方面,通过适时制定和颁布具有统一效力的军民融合发展法,清理、废止和修订不适应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规范层面建立健全统一完备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小组分工负责”的军民融合法治实施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军地联合法律执行机制,形成诉调对接、诉仲结合的军民融合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暨法律适用机制,在法律运行层面建立协调高效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实施体系。     

浅议特许经营的几个法律问题

近年来,我国特许经营发展迅速,在服务民生、促进消费、拉动民间投资、带动就业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特许经营作为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它的出现对传统的民商法理论造成了冲击。结合特许经营的特点,分析了特许经营的外部法律关系和内部法律关系、特许人与受许人的关系、特许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等问题。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中观层面领导模型—复杂领导理论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复杂科学的发展历程,随后重点介绍了复杂领导理论。结合复杂适应系统原理,复杂领导理论包括适应性领导、行政性领导和赋能性领导3个领导维度。在中观层面研究框架下,复杂领导理论又被归纳为适应性功能、行政性功能和赋能性功能3个功能维度。对适应性结果在组织中的涌现,复杂领导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领导学领域崭新理论,复杂领导理论超越了科层制等级结构假设,符合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