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价值意义探析

信访制度是我国现实国情所决定的.有人认为信访是在挑战法律权威,笔者认为信访不仅是民意诉求的重要渠道,而且也是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中的“均衡器”、“减震阀”.通过信访反映的大量信息不仅反映了当今社会管理中的不足和漏洞,而且也是社会管理者和执政者创新社会管理、加快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参考.至于信访的治理又必然是法制的,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只有制度不断地加以完善,其现实价值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浅论以人为本与企业涉法涉诉信访

解决企业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现有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接待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制度。针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的缠讼和重访，应该以人为本，完善缠讼案件终结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浅议现行信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措施

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文章从分析信访制度设计和信访活动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入手，探讨完善信访制度的思路和措施，以期对促进信访工作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必须通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建立矛盾预警预测制度,建立健全信访制度,形成规范科学的制度体系,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

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访”务困境同信访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1978年后,国家逐步弱化信访的政治动员功能,并确立了基于“维稳”原则的工具化治理策略,致使信访由社会治理的手段演化为被治理的对象,从而陷入利益收买与行政压制的尴尬两端.在社会转型与政治生态充满弹性的背景下,“去政治化”带来信访的政治“掏空”效应,而泛政治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可能乘虚而入,演化成为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从而实现反向的政治动员并带来巨大社会风险.应当在回归信访制度的经典设计、恢复和创新群众观念的基础上,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依法规训信访行为,从而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     

我国信访制度的法律思考

在中国历史上,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信访制度却陷入了“信访洪峰”的困境,而且正在经受不断推进的法治化的挑战。从法律文化角度研究,该制度并非可以轻易取消,其存在有着现实基础和深层的社会文化基础。     

我国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事矛盾等也在逐渐增加,群众信访也在逐年增加,多次形成了信访高峰.但与此同时,信访制度的各种问题也相应出现,如何处理好信访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是信访制度改革的根本和前提.     

论信访制度的完善

信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但随着社会发展带来利益冲突的加剧,信访制度的实施陷入了困境：信访激烈程度上升,非制度化的信访增多,信访机构之间相互推诿,地方政府＂截访＂和打击报复等问题凸显。就此,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从信访制度的困境看行政体制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信访制度的困境折射出了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因素。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框架内思考信访制度的出路,就要抓住时机,以完善信访制度为突破口,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平衡点,同时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有步骤地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     

信访制度存在的基础及其功能定位

信访制度的存在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有着现实的宪法依据,是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予以落实的一种制度安排。信访权利属于救济权的范畴,信访制度作为一项中国特有的制度,具有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权利救济的功能。正确的功能定位,是信访制度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好重要作用的前提。     

完善信访制度 维护群众权益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愿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已有50余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一项制度发明，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再一次明确了信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提出了期望与要求。     

律师参与信访初探

当前的信访内容介于政府和法制之间，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完全法制的中国。在当前和未来之间，伴随着社会历史进程，信访制度要适应国家环境的需要，找到一个历史的平衡点。进行信访制度改革，要让信访制度增加法制概念，体现法律精神，从而真正发挥信访职能，加快法制化进程。律师在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法律化身的角色，要求信访亟待引入更加完备的律师参与信访机制，发挥律师应有的作用，对于树立党和政府形象、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信访条例》立法缺陷评析

2005年的《信访条例》存在重大立法缺陷。其一,信访权利实质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直接监督权,在没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立法依据或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的情形下,行政法规无权对公民的直接监督权进行法律规制;其二,《信访条例》有许多明显违背中国宪法的条款规定,对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构成重大侵蚀;其三,信访工作的属地管理原则有违一般的逻辑常识,不但不利于信访困境的解决,反而有可能积累、加剧社会矛盾,同时,条例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处分主体机关规定模糊不清,表明信访监督机制仍不够完善,不利于建立畅通的信访秩序。     

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

本文从信访制度的"容量"视角分析了中国信访运行的逼仄势态。从理想状态来看,信访制度仍有一定的接纳空间和存量余地,可以应对较大规模的信访洪流;但从现实运作来看,信访制度已经"爆棚",其化解信访问题的能力已不可持续。信访难案(长期未决案)的淤积使信访洪流形成一条"地上悬河",处于高位、高危的运行区间。而自上而下的"维稳"压力又强化了基层的"筑坝"定势,使信访怠于疏浚,"河床"不断抬高。当前应充分利用制度调整的"窗口期",建立多级信访拦截和过滤设置,形成以削减信访存量为核心的"吞吐"机制,以减轻信访制度的承载压力。应松动信访治理的属地责任,强化分类与专业化治理,特别是全国统筹的力度。这是信访正常运转及改革的前提。     

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与出路探索

近年来,我国每年的涉诉信访量都很高,严重妨碍了司法权威,影响了社会和谐,将涉诉信访制度带入一系列的困境之中.本文主要分析涉诉信访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出路问题.     

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与出路探索

近年来，我国每年的涉诉信访量都很高，严重妨碍了司法权威，影响了社会和谐，将涉诉信访制度带入一系列的困境之中。本文主要分析涉诉信访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出路问题。     

浅议基层信访中的行政调解——以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为例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一种制度设计和经常性手段,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缓解机制,被人称作中国式的ADR模式。在我国进入社会重大转型期以来,大规模的"越级上访"、"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不时触动国家敏感的维稳神经。而在应对这一重大问题时,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基层信访,却没有被引起应有的重视,其重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在基层信访中,行政调解不失为一种有效处理信访案件的重要手段。行政调解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优势,利于基层信访工作效能的发挥,从而对大规模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问题的预防与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涪陵区信访稳定长效工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重庆市涪陵区制定了《涪陵区信访稳定工作长效机制》,为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着体系逻辑不严密、各项制度之间分散而缺少相互促进和保障以及过于刚性、操作性有待考证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重庆市涪陵区信访长效机制,要以既要扬汤止沸,又要釜底抽薪为指导,从三个着重入手,建立五个机制。     

社会转型背景下信访制度功能的异化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这一双重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逐渐增多,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开始出现并日趋普遍。这些利益诉求性表达大量地、集中地通过上访、缠访、集体群访、越级上访,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体现出来,从而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动荡。信访制度,作为利益表达的一种正式途径,已经难以容纳这种利益表达。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信访制度的功能产生了异化。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之我见

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涉诉信访是司法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中国法院在纠纷处理尤其是信访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从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以及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院信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