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东道国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OFDI的102个国家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和面板PCSE估计方法检验东道国制度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维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权利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公民自由程度越高，同样不利于中国OFDI。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风险对中国在RCEP成员国OFDI的影响机理研究

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影响外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中国在其他RCEP成员国投资现状进行梳理,从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等角度探讨其他RCEP成员国及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机理。政治风险主要通过抑制效应、成本效应和规制效应对OFDI产生影响;经济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水平对OFDI产生影响;金融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债务危机及融资环境对OFDI产生影响;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是通过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冲突与社会安全对OFDI产生影响。本文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投资经验是否影响了中国异质性企业的OFDI模式选择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续OFDI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2003—2011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中国OFDI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该企业在目的国投资经验对其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风险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OFDI模式选择;当然,中国OFDI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政治风险、经济一体化与空间效应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文章实证检验了经济一体化程度、政治风险与空间效应等变量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中国的出口;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对于政治风险忍受度较高,反而有助于其出口。此外,贸易伙伴国的人均收入与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对中国出口越有利。考虑空间固定效果,中国出口具有聚集现象。由于中国近年来出口贸易快速增长,贸易摩擦随之居高不下,因此中国出口的全球化布局,将有助于分散贸易风险,也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此外,二者在区位选择上比较明显的差别是,国有企业OFDI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并不敏感,甚至倾向于进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则有很强的风险规避意识,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     

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行为.研究发现,总体文化距离越大、东道国国家风险越高、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企业所有权优势越明显,中国企业OFDI选择合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而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规模越大,中国企业OFDI选择全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现有约束对上述结论作出了解释.     

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跨国投资模式选择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

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经济特征,研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投资模式选择问题及不同投资模式对中国OFDI企业员工工资和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企业选择投资模式会随着东道国经济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越快、开放程度越高,独资兼并的模式更有利;拥有高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的东道国,合资模式会更好;而外资流入规模越高,独资形式越有利;就四种投资模式的对比分析而言,合资兼并模式下劳动产出表现最差;独资绿地和独资兼并模式下劳动者平均工资最高;并未发现投资模式对劳动者福利有显著影响。本文扩宽了人们对海外投资策略的认识,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市场寻求抑或资源寻求?——来自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

本文改变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分析思路,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分析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且相对于发达东道国家而言,发展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此外,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也是促进中国OF-DI流入的积极因素。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逆向技术溢出、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以及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对73个国家OFDI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SYS-GMM的方法,实证考察了营商环境治理差异、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治理差异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营商环境治理差异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具有正向的“弥补作用”,并且这种弥补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中存在异质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将发展中国家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纳为逆向技术溢出基础上的研发反馈效应及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采用我国2003-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已开始突显;且只有面向发达东道国的OFDI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总体来说其研发反馈激励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