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效应、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模式的解释

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十五”以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发现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得到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源泉。本文还发现,“十五”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在“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且达到顶峰,在考察期内,我们发现重工业生产率、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相对于轻工业而言提高更快,初步彰显出环境政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有效。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0个制造业行业2005-2012年的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并从行业、地区两方面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分析期内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且波动较大,其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差异显著,变化方向均与技术进步一致;两省一市中,上海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且波动幅度最大,江苏和浙江增长相对乏力.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江苏省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江苏省2003—2009年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十年间,江苏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4.3%,其中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2%,技术效率增进年均增长率为2.3%。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主要原因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增长缓慢。因此,加快行业技术进步,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进指数必将成为提升我省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选择。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生产率增长：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部分,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个不同方面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1997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率的改善程度明显低于技术进步的改善程度;1991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波动较1991年以前小。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2～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8个行业面板数据,从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考察了进口和出口对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从制造业总体回归来看,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出口则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进出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为正,其中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出口的影响显著。行业分组回归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法研究了2001-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迁情况,并对其子行业和地区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对那些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剖析.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9%,相对比较低,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引致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生产率也比较高,而高度垄断以及开放度低的行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生产率就比较低.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东部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7%、0.4%.股权集中度、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年龄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企业年龄与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企业规模对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

基于已有研究不考虑环境污染或者仅以单一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采用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法将五种主要污染物合成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于SBM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合理性和优点,测算了1996～2009年我国各省市区考虑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下,这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增长的现实;八大经济区环境约束下的TFP差异显著,样本考察期内,南部沿海的环境TFP最高,大西北居第二,北部沿海居第三,后面依次为东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综合、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各区域环境TFP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近年来我国实行的环境管制政策措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分省看,广东、海南、青海一直处于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份均远离前沿面。回归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研发强度、政府环境保护力度及企业环境管制能力都对提高环境TFP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则对环境TFP的提高起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9年之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同时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改变和规模效应,并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而资源禀赋、能源结构、一阶滞后项则起反向作用,所有制结构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显著。     

我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其变动原因分解

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和SVAR模型对我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变动原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TFP整体呈下降趋势,第二、第三产业TFP呈上升趋势,且第三产业转型效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是提高我国TFP的主要因素,效率提高对TFP的贡献较弱;各类冲击对第三产业TFP的影响路径不同于第一、第二产业,需求冲击对三次产业TFP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加大对第一产业的科技扶持力度,提高效率,取消对部分行业的政策保护色彩以及扩大内需,对提高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转变与我国经济周期的微波化

通过构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三要素投入生产函数,从产业本身波动性的差异揭示结构转变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稳定化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计量结果表明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不但我国制造业的总产出ＴＦＰ的波动性要大于服务业,而且增加值ＴＦＰ的波动性要远远大于服务业,即使总产出的ＴＦＰ相同,制造业的增加值ＴＦＰ的波动要比服务业的大７１％。因而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是我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实现未来我国经济长期平稳的发展,应该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使用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方法测度了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包含3种污染物排放的环境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在构造3种污染物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它们对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及构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维持着较高的环境技术效率,全国平均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保持2%左右的增长,且地区差距明显;(2)对3种污染物的检验显示,只有对固体废物的规制满足波特假说"双赢"效果;(3)各地区的检验呈现不同的特点,对西部地区的检验仅能反映较弱的影响。     

西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比较分析——基于三次产业的研究

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10年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度,研究了三次产业间要素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阶段波动性,TFP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西北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正,但自2006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三产业．     

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迁——基于中国银行的实证分析

类似于实际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不但是商业银行绩效增长的源泉,也是影响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快速提高,在国有银行中居较前位置,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比较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对银行效率的影响而言,产权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78-2010

通过对1978—2010年广西工业投入产出数据的回归分析,估算了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而言显著上升,1979—2010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大约为6.98%,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工业总产出增长的大约38.6%。同时,1979—2010年间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频繁,易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我国高技术产业地区效率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基于三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三投入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考察了中国各省市1995年以来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迁,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东部、中部的高技术产业生产率高于西部,且东部和中部的生产效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西部地区处于相对平稳状态。(2)市场化程度、创新能力投入与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生产效率有正影响,而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3)高技术产业TFP平均值为10.42%,且呈现震荡略有下降的特点,技术进步率的普遍下降严重阻碍了TFP的增长势头。(4)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率和生产效率变化率。(5)东部地区的平均技术进步速度低于中西部,而东部地区生产效率的变化率则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文章据此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