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20年中国A股73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测度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利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表现较为优异,但综合创新投资效率总体不高,创新投资规模效应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薪酬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股权激励影响不显著;在职消费激励和职位晋升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则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和职位晋升激励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对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不同激励程度下该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相较于投资过度现象,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第二,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投资不足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抑制作用越显著;股权激励会加剧投资过度行为,且投资过度程度越低股权激励加剧作用越显著。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较弱。     

业绩型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择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代理冲突在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将业绩型股权激励这一重要股权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引入两者关系研究中,结果表明:代理冲突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企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削弱代理冲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所有权结构、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基于京津冀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以京津冀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所有权结构、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公司里,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频率并不高,但股权激励的实施对非效率投资的发生确实起到了约束效果。代表所有权结构的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因素,虽然各自对非效率投资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整体来看,有效合理的比例分配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另外,所有权结构中不同身份的股东对公司股权激励实施与否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管理层更支持该激励机制的实施     

非效率投资、公司业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均对公司业绩造成了负面影响,但相对而言,投资不足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从对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检验来看,自由现金流量多的公司,成长机会低的公司,银行负债高的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更可能出现过度投资。相反,总经理为女性的公司更容易出现投资不足。     

非效率投资、公司业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均对公司业绩造成了负面影响,但相对而言,投资不足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从对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检验来看,自由现金流量多的公司,成长机会低的公司,银行负债高的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更可能出现过度投资。相反,总经理为女性的公司更容易出现投资不足。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比较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不同效果,同时考虑到国有上市公司的特殊性,结合股权性质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影响的不同。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有效缓解上市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效果要优于股票期权激励,且这种效果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高管团队异质性、晋升激励与非效率投资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角度,对晋升激励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晋升激励对非效率投资有抑制作用;高管团队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未对晋升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产生影响;高管团队的学历和任期异质性越大,团队对晋升激励的敏感性越小,从而使得晋升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弱。     

股权激励契约设计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选取2006-2011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契约中包含的激励强度、激励模式、激励有效期三项内容与公司业绩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较弱证据支持非业绩股票模式比业绩股票模式更能提升公司业绩;股权激励有效期与公司业绩不存在相关关系。     

高管激励、R&D投入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基于内生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内生视角,选取2009—2017年A股中小板块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附加价值的资本增值率来衡量企业绩效状况,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分析研发投入、管理者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资激励对R&D投入和企业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与R&D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R&D投入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但其对企业绩效的滞后效应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在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而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     

分类改革提升了竞争类国企的投资效率吗?

本文以2015年国企分类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分类改革对竞争类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分类改革显著提升了竞争类国企的投资效率,且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对过度投资的抑制.考虑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后发现,分类改革对竞争类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仅存在于低竞争行业中,并且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在改革后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考虑地区差...     

市属国有投资公司财务视角下经营业绩考核问题探究

近年来,市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愈演愈烈,而所有改革的主要目的无外乎是扩大资产规模、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资产的结构等。而通过对外并购投资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手段,可以在短期内为投资企业带来资产大规模的提升,但是很多情况下,投资的经济效益都有时间滞后性,由此导致市属国有投资公司的经营业绩很难在短期内释放出来。论文以市属国有投资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投资公司激励考核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该问题提出建议,望能够将投资标的的潜在收益与经营业绩考核相挂钩,提升市属国有投资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以便做大做强公司规模。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研究综述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具有稀缺性、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性，是形成企业核心价值的根本源泉，因此对他们激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文中通过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基于“利益汇聚假说”、“管理者防御假说”和“区间效应假说”三个假说分别分析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不同所产生的原因。     

提升我国油田企业科技投入效率创新策略研究

追求效益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提高科技投入效率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科技投入效率。分析我国油田企业科技投入效率现行状况,从科技投入效率的角度对低效率的原因以及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目前我国油田企业科技投入效率存在诸多问题,并提出发展策略旨在提高我国油田企业科技投入效率,进而提高我国油田企业经济效益。     

金融化、财政激励与企业投资结构

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激励政策会促使企业选择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递减倾向。其中,税收返还和财政贴息会显著促进企业权益性投资比重升高,研发补贴则会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升高。进一步以企业融资效率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激励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融资效率进而促使企业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因此,在利用财政激励政策工具调节企业投资结构时,应充分考虑企业金融化水平,以避免企业投资结构出现失衡。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激励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高管薪酬通过促进其管理能力的发挥,进而影响企业业绩。但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不相关,上市公司的薪酬激励效果有限,需要进一步完善。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比例、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总经理权限和公司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     

企业数字化、业绩波动性与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提升了投资效率,尤其抑制了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业绩波动性在数字化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小的样本,在非国有企业、非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