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管制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服务业管制政策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运用一个基于服务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本文分析了管制对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管制强化了垄断,不利于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和在位企业的创新。经过对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当放松管制体现为国有以及集体企业垄断力量的下降时,它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关系;当放松管制体现为私营以及外资企业实际进入和市场自由化时,它与生产率增长存在负面或不相关的关系。以上结果可能是我国服务业垄断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的表现。     

中国装备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发展中的重要趋势.利用产业集中指数和产业集中率指标,对1994～200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及其变动进行测度,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上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集聚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主要聚集地区.     

边缘化进入、管制放松及基于可竞争性竞争性的产业成长--以轿车工业为例

进入和价格管制曾经是实现我国轿车工业产业组织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本文通过对双重管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模型，指出管制低效的原因在于管制权的双层配置、产业的初始结构以及产品结构所导致的边缘化进入，正是这种进入提升了中国轿车工业的整体规模和市场结构。在跨国公司已经全面介入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未来的产业政策应以可竞争性为目标，并对国内企业予以保护。     

我国制造业环境管制的实证研究

从制造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对环境管制(ER)的两种形式:正式管制(FER)和非正式管制(I-ER),建立了环境管制均衡方程,并且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假设的影响制造业环境管制的主要因素:政府保护意愿、劳动密集程度、产业规模、经济外向度、产业国有化程度、科技吸收转化支出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进入管制与中国产业的行政垄断

本文在对中国产业行政垄断研究的基础上,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对该问题给予了较全面的论述.其基本逻辑过程是:如果不存在市场的进入壁垒,那么,没有外力干预的市场竞争机制将导致最优的社会福利结果.如果存在市场进入壁垒,则可能是技术进入壁垒、企业战略性进入壁垒和政府进入管制,如果这些进入壁垒的效应有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发挥及社会福利,那么政府对此就无需进行干预;反之,就应存在着政府干预,而且这种干预的程序和方法都应该具有有效性和公平性.如果我们将这种干预称作政府管制的话,就不应该存在所谓政府对产业的行政垄断.本文从上述分析逻辑给出行政垄断的定义,并对在我国建立完善有效的产业政府管制以及消除产业的行政垄断提出建议.     

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

制造业是集群特征最为明显的产业。本文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行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结果表明,1993—1997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1997—2002—2003年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依次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域分布极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严重。总体上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西南地区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目前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无论对产业影响力还是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重大意义.现研究产业集聚程度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由此提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相关建议.首先采用区位熵的方法对西南地区五个省的制造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然后基于西南五省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运用Eviews6.0计量分析软件进行实...     

中国民航业放松进入管制的经济学思考

中国民航业具有极强的市场进入壁垒,长期以来的严格进入管制成为制约中国民航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放松进入管制有利于消除民航业的价格刚性、增加社会总福利;有利于提高民航业的整体效益;有利于中国民航业的深化改革。从战略路径选择来看,放松进入管制要与放松价格管制相结合,要与消除市场势力相结合,要与发展航空公司战略联盟相结合。     

产业集聚、扩散趋势分析——基于广东省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制造业的集聚——扩散现状,主要运用各行业在不同区域的区位熵,探究行业的集聚-扩散方向。分析表明:广东制造业呈现以珠三角为核心、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模式,但集聚程度在下降,极化效应有所减弱;低人均资本行业的产值比重在下降;外围地区在部分行业发展迅速,扩散效应开始显现。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定量测度方法,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和变化趋势,揭示了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总体集聚程度一直相当高,且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差异。对人才、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创新性行业空间集聚水平高,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而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行业,空间集聚水平较低,呈分散布局。通过系统考察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其重要因素依次为规模经济、劳动力素质和成本、产业政策因素、文化环境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行业的省区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江西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采用2006-2009年江西省11地级市20个制造业构成的时间—地区—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的关系,并运用新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拐点出现的原因.结果表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时,加工制造业较非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专业化水平,非加工制造业较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集聚水平;要素禀赋高的鄱阳湖地区较要素禀赋低的非鄱阳湖地区可以达到更高的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水平;江西省11个地区的产业集聚、专业化水平远没有达到经济增长最大时的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及两产业耦合关联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模型、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协整耦合关联度,对我国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和竞争力提升的关联以及两类产业的耦合关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以及珠三角区域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分别与本区域的制造业集聚显著正相关;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本区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其增值贡献较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但存在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耦合结果显著性的非对称差异,且长三角区域的该方面差异表现略大。     

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集聚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程度是衡量一个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集中率及赫希曼·哈菲德尔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对排名在前八位的省市做进一步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医药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很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几个省份.作为规模经济性较强的高技术产业,中国医药制造业只有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才能获得并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聚演变的集成化测度方法研究——兼对辽宁省中部城市群产业集聚性的动态分析

针对以往研究中产业集聚测度多使用单个指标的不足,在归纳和梳理国内外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使用主成分分析、集成产业集聚测度指标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以我国辽宁中部城市群为分析对象,使用标准差系数、绝对集中指数、相对集中指数、熵指数、H指数和区位商指数,基于2001和2004年的统计资料,对其产业集聚变化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辽宁中部城市群多数产业的集聚性呈动态演变;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产业集聚的分工体系在城市群已初步显现;抚顺等矿业城市的产业集聚表现出很强的资源导向性。最后,给出了城市群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和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思路。     

环境社会技术对产业共同体的规制:绿色解码

由于环境资源的外部性特征,产业共同体对绿色自然技术的绿色解码过程需要借助于环境社会技术的规制。理解环境社会技术对产业共同体的规制,有助于推动绿色自然技术在产业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与扩散、构建绿色自然技术的社会生态场域、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意识,最终形成绿色产业共同体。从环境社会技术规划产业共同体的理据、路径、机理及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产业转移加速进程中中国制造业集聚度再测算与演进

产业转移催化了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演变趋势。利用行业集中度指标和空间基尼系数指标测算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根据测算结果,需要进一步诱导和推进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实现中国与东盟各国产业梯度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可凭借自身优势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入驻,并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沿海地区发展高技术产业要注意过度集聚和产能过剩问题。     

价格与进入管制下的边缘性进入--一个理论模型分析

本文从产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视角 ,探讨了二元 (价格与进入 )管制下边缘性进入发生的技术、需求和结构性条件 ,从而对管制放松的初始诱因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 ,即管制放松是技术进步 (在本文特指新产品的出现 )、需求结构变化和原有管制下的产品特制、产业组织结构及权力结构安排的内生现象。由边缘性进入引发的放松是一个渐进性的“多赢”结局 ,不会导致由强制性管制放松所引起的管制无序甚至缺失现象。     

进入规制的强度差异及其原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规制强度反映了国民投资和经营的自由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市场开放程度和国民的实际经济法律地位。文章利用大样本的跨国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进入规制强度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发展水平、英系法源、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民主化程度有助于降低进入规制强度的结论。这意味着为了改变我国目前进入规制强度相对较高的现状,不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进入规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尤其要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提高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