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管理层自利与国企过度投资

利用我国上市企业2009—2014年数据，从企业外部和内部探寻引起国企过度投资的原因，并探讨最终控制人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国有企业依然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政府干预是导致国企过度投资的外部因素，管理层自利是引起国企过度投资的内部因素，二者与国企过度投资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政府机构控制的国有企业相比，国有公司控制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为严重。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002年,美国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该《法案》对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会计、公司治理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法律环境。《法案》要求公司管理层应负担起建立和评价内部控制的责任,而内部审计是很多企业完成内部控制评价的重要资源。由于管理层的工作依赖于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职能,所以笔者从内部审计的角度提出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

本文采用2007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同时还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性受到制约,并且这种制约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管理者权力、债务治理与过度投资的研究综述

过度投资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也制约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有诸多学者就如何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做了大量研究。其中,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得到了较多的认可。但这种抑制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还受制于其他影响因素。文章梳理了管理者权力、债务融资和过度投资相关理论和文献,发现管理者权力是导致负债治理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的一大因素。这对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提高投融资效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数据为样本,结合产品市场竞争实证研究公司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弱化了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而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层权力之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负向作用有一定的抑制效果。进一步研究管理层权力弱化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渠道发现,管理层权力在加剧公司高额持有现金导致发生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行为的同时,降低了研发投入,而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抑制这种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行为。上述结论不仅补充和丰富了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鼓励市场竞争以监督管理层行为和提高公司现金持有的战略价值提供了参考。     

管理层认知偏差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基于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上市公司的两阶段分析

以2012—2015年沪深两市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重大缺陷存在的前提下，采用局部可观察双变量Probit模型，从已存在缺陷的识别和披露两个方面，考察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降低对缺陷严重程度的认定，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选择问题；管理层短视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隐瞒所识别的重大缺陷，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选择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即从隐瞒重大缺陷逐渐转变为降低重大缺陷的严重程度进行披露。在该情形下，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影响仍然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有效治理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绩效

以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绩效越好。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是管理层权力影响企业绩效的部分中介变量。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与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探讨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在国有上市公司不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自身抵御货币政策波动风险的能力越强,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都应思考和学习如何通过内部控制对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进行管理。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与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探讨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在国有上市公司不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自身抵御货币政策波动风险的能力越强,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都应思考和学习如何通过内部控制对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进行管理。     

借鉴美国经验——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美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践 针对近年来安然、世通等一些公司发生的财务丑闻，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的监管力度，改善证券市场环境，美国于2002年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强制性要求符合披露规则的公司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随后，美国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则，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于2003年颁布的《最终规则：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和交易法案定期报告中披露的确认》（简称《最终规则》）和2007年颁布的《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指引》;     

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而内部控制作为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能否充分发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使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的相关问题。研究发现,董监两会的会议次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积极作用,而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不显著。     

内部控制、管理者权力与费用粘性

以2010—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者权力与公司费用粘性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越大,公司的费用粘性越高,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者权力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更为明显。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是否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纳入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试点范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处理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别从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视角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与中央企业和行政垄断行业企业相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地方国有企业、非行政垄断行业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类别未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证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能够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能够通过治理管理层的代理行为来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内部控制评价是优化内部控制自我监督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内部控制评价的最终体现。文章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截至2013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A股上市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监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而公司财务风险水平、上市年数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负相关性,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高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因此,企业在提升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有效性水平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的因素。     

投资信息审计意见可以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吗？——基于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

通过手工整理2013—2015年审计报告中的投资事项增量信息,研究审计意见中投资事项增量信息(投资信息审计意见)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信息审计意见具有缓解投资过度的正面作用,但也具有加剧投资不足的负面作用;内部治理环境具有调节效应,当内部治理环境较好时(代理成本较低、管理层权力较小),投资信息审计意见的正面作用得到提升,负面作用受到抑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内部监督在投资信息审计意见缓解投资过度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表明促进股东加强内部监督是投资信息审计意见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研究结论表明审计意见中与投资事项相关的增量信息具有额外价值。     

CEO过度自信与内部控制水平--基于CEO权力与董事会监督的调节效应

内部控制是促进企业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文章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过度自信对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同时加入了CEO权力与独立董事比例等指标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CEO过度自信对内部控制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独立董事比例有效抑制了CEO过度自信对内部控制水平的负向影响,而CEO权力对过度自信对内部控制水平的负向影响具有增强效应。研究成果丰富和拓展了关于CEO个人特质的相关理论,同时为上市公司合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增加企业价值提供了参考。     

学术类会计领军人才项目“十年”: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从所有者治理、管理层行为、内部控制三方面,梳理和回顾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近十年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对控股股东性质、机构投资者、董事会、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深入理解我国公司治理拓展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管理层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的标准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形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并由注册会计师对其进行审核评价,然后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外部信息使用者。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建议或措施。     

管理层权力、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选取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管理层权力和融资约束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管理层投资决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投资过度时,管理层权力与非效率投资成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能够缓解管理层权力较大时造成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党组织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党组织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负向影响;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可以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是党组织以进入监事会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无法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抑制管理层权力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不利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和非重污染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对加强和完善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