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合作社嵌入基层治理的三重路径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不仅履行了对村域禀赋要素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统筹,更成为村治模式的改良因子,使得治理生态系统的重构与新主体的深度嵌入成为可能。农民合作社嵌入乡域治理蕴含了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三重路径:关系嵌入以信任为首要前提,以协作为过程表征,以竞争为辅助信号;功能嵌入以组织的价值属性能够满足治理需求为基础,可区分“本源功能嵌入”与“溢出功能嵌入”;结构嵌入具有高阶属性,侧重强调主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中心性”位置。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合作社嵌入基层治理的双重显性要素,基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弱程度及其不同组合,既可识别农民合作社“组织脱嵌”的风险,也可区分农民合作社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或结构嵌入的差异性样态。     

类体制身份:作为基层政府建构自主性的意外后果——以上海市奉城镇政府为例

本文认为出现在基层政府内部的多种“身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性身份”和“体制性身份”,是一种新的“身份”现象,本文称之为“类体制身份”。以上海市奉城镇政府为例,本文梳理了奉城镇政府内部多种“身份”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类体制身份”在基层政府内部的产生,逻辑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多层级上级政府约束下的基层政府人员扩张,导致具有多种身份的人员集聚在基层政府内部这一特定场域;二是基层政府混编混岗导致人员身份意识强化。本文认为,“类体制身份”本质上是基层政府在多层级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及社会治理转型所导致的治理任务增多的背景下,建构基层自主性的意外后果。在中国多层级的政府组织中,保障乡镇一级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试点地区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探究——基于安徽省凤阳县燃灯社区的考察

研究目的：探索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保障机制是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重点探索的内容,研究在新一轮改革试点背景下跨村保障农民户有所居何以实现,为试点地区探索宅基地资格权的多种实现形式和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研究方法：基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的考察,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视角出发,借鉴IAD分析框架,分析试点地区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何以实现。研究结果：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是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前提;不同行动情境下约束各主体行为的规则框架是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关键;宅基地常务理事会积极作为是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研究结论：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试点地区需要加快“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重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围绕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框架下进一步探索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的多种实现形式。     

河长制下农村河道治理的多元利益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河道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厘清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是破解河长制下农村河道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在假设博弈主体均为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利用演化博弈工具研究了河长制下农村河道治理的问题。界定了农村河道治理过程的农村河长、职能机构、农村居民3个重要主体,并且分析了其策略选择及相互关系;利用演化博弈工具探讨了三方的演化过程,并对其渐进稳定性进行分析,讨论了不同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针对演化博弈分析结果,同时考虑非设定条件的影响,从规范河长绩效考评标准、完善职能机构奖惩机制、构建河长制信息化平台等多个角度对农村河道治理问题提出建议。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嵌入式自治”及其制度逻辑

自主治理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张力。立足于实践经验,本文尝试借鉴嵌入理论来分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如何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群自治,进而提出“嵌入式自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政府干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对安徽省W区在河长制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小微水体治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解码国家“嵌入”与社群“自治”互动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在自治组织失能、治理规则缺失、社会资本流失的情况下,政府以目标嵌入矫正了基层组织目标偏差、以制度嵌入解决了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以资源嵌入提高了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从而激活了社群内部的应用规则、关键群体以及社会资本,撬动了其“自治”潜能。但“嵌入式自治”本质上受行政逻辑所主导,存在着行政替代自治的可能。本文拓展了自主治理理论,在实践层面为小规模会共池塘资源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路。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长江流域河长制研究

为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河长制的实施,提升长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的效用水平,总结整体性理论框架,探究整体性理论与河长制的契合性,梳理长江流域河长制推行的概况,从整体性理论治理视角下分析长江流域推行河长制过程中出现的参与治理主体单一化、公共利益部门分割化、同一层级整合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并提出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同层级整合机制、开发网络化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推动长江流域河长制改革。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从分化到整合：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全面推行后的村域治理变迁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全面推行，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直接体现，能够有效克服村级组织权威分散化问题及由此造成的村域治理限度。通过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特定人事安排，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促进了村级组织权威的重塑，并在其组织耦合中实现权力结构一体化运作，全面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同时，借由制度效能在村域治理中的延展，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亦可强化对村域公共事务的有机整合，促成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整合治理，并在接受实践成效之检验中，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善治与全面振兴。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三种“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优化——基于多村合并型“村转居”社区的实证研究

"村转居"社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社区类型,近年来我国"村转居"社区数量大幅增加。"村转居"社区采取哪种社区治理模式,关乎未来农民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架构里,关乎未来城镇化怎样走,关乎是否能真正破解"城乡二元分割",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本文从社区权力中心视角,构建了无中心、单中心和多中心治理模式,基于三个多村合并型"村转居"社区为案例进行讨论分析。最后,文章提出了优化"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建议,"村转居"社区成立初期政府要进行社区治理设计,根据集体资产处置情况不同提倡集体经济组织的适度参与,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合理利用制度遗产,注重治理过程的渐进性。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党建引领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转型机制,表现为治理手段、治理思维和治理面向等方面。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因其自身技术属性与乡村现实情境之间的脱嵌,出现了价值偏移、治理主体间疏离以及“马太效应”等困境,需要发挥党建引领对数字乡村治理的保障作用。文章提出建立价值导向、形成治理合力、推动资源整合等途径,建构以党建引领为内核保障、数字技术为赋能工具的乡村治理模式。     

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农业产业多中心治理研究

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三农”工作的重心，构建有效的农业产业发展治理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认为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并可划分为政府决策引导型、企业市场化主导型、社会组织资源整合型三种农业产业多中心治理模式。通过对具体实践的分析，探讨了明晰多中心治理目标、构建有效沟通协商机制、灵活匹配适宜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农业产业治理路径。     

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基于河北省3个村庄的案例观察

目的 凝炼总结河北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模式,剖析其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为深入推进农药废弃物治理工作提供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法,从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过程3个维度,探究了海市村、李营村、柳林屯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实践模式与协同机制。结果 （1）案例村形成了政府合同外包、党建引领、经营主体带动3类多元共治模式。（2）政府政策驱动、多元关系网络构建、资源要素共享融通,协同实现了治理目标,但不同模式下协同治理机制不同。（3）协同环境的政策效力方面,海市村制度的刚性约束增能效果显著,李营村、柳林屯村的非正式制度更好稳定了协同秩序;协同结构的联结机制方面,政府合同外包中委托—代理机制保障了高回收率及低监管成本,党建引领模式中信任关系使主体间协同治理效率较高;经营主体带动模式中关系嵌入与合约治理增强了农户履约能力;协同过程的要素配置方面,海市村专项资金及数字技术支撑作用强,李营村及柳林屯村则侧重于培养协同治理人才。结论 政府应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培育协同治理组织载体、畅通协同治理资源渠道、提升协同治理空间聚合效能、增强多元主体文化认同。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河长制评析

为了深入了解河长制,推进河长制顺利实施,进而提升河长制对河湖治理的效用水平,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河长制的适用性与实用性进行论证,梳理了河长制的概况和推进进程,分析了河长制实际执行中存在的层级整合落实问责真空化、功能整合压力导向难以持久、部门整合参与主体单一化等问题,提出了构建整体责任、设计法律保障制度及提倡多元参与主体的建议。     

公共自行车服务何去何从?——基于四种供给模式的比较研究

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被认为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两大主体。近十几年来,中国公共自行车服务供给历经纯民营模式、政府包揽模式、政企合作模式和协同型模式,在无形中展现出“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的发展脉络。文章从外部运营和内在制度两方面对北京、杭州、苏州等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以及新型的共享单车服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政企非合作到合作,从政企双方合作到政-企-社三方合作的转变都具有时代必然性。文章认为中国公共自行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强政府弱社会”的多中心供给与治理模式。     

城市中小河流河长制的建设实践与思考

城市中小河流面广量大,地方有相对独立的统筹治理能力和自主权,近几年虽然开展了大量城市中小河流河长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整体建设工作仍比较滞后。针对城市中小河流河长制建设的不足,在分析借鉴欧洲莱茵河城市段的法制建设、江苏省无锡市河长制实践、浙江绍兴市政企合作和智慧河长信息技术平台方面成功经验基础上,建议加强社会力量参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压实责任机制、创新数字河湖管理平台、控制过剩高耗水产能等对策建议,不断深化与完善城市中小河流河长制,使之成为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由河长制的实施引发的思考和建议及加速推动渔业发展

<正>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另有29个省份设立村级河长76万多名,打通了河长制"最后一公里"。一、河长制背景"河长制",即由我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1.河流状况根据2011-2013年第一次中国全国水利普查成果,中国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共45203条,总长度达150.85万公里。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宅基地有偿退出——基于江苏省阜宁县退出农户集中安置模式的案例比较

农村宅基地退出对提高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户居住环境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并选取江苏省阜宁县宅基地退出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了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宅基地退出治理结构从治理力量上看表现为“科层+市场”的混合结构，从主体上看则有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各类主体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与制度安排，实现宅基地退出内部治理。宅基地退出集中安置的“整村就地”、“整村异地”和“部分就地”等模式整体上都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增加，但不同安置模式之间在交易费用、土地利用、收益分配以及农户福利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与各自所处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宅基地退出治理绩效，在治理环境上要继续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多中心治理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研究

目的 在国家机构重组,农田建设职责整合的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着“多头管理”、公众参与不足、建设成效不佳以及“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因此亟需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展开更系统的研究,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体系优化模式。方法 文章采用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归纳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困境,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完善和重构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思路及破解现有困境的对策建议。结果 （1）当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政府部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建后管护机制缺失等困境。（2）多中心治理理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的构建中具有适用性。（3）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监督管理体系,要明确政府机构各自的监管职责,搭建公众参与平台;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监管作用,完善建后管护机制。结论 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主体单一、机制缺失等问题,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尝试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监督管理体系,对完善高标准农田监督机制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