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相对贫困问题则日益突出;同时,城乡贫困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化特征。本文借助CHNS数据库,对城乡贫困动态演化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区位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劳动就业状况等变量是城乡贫困跨期变动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政策受众的差异以及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不同。     

城镇化对农村能源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城乡相对贫困视角北大核心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回归模型,以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能源贫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纳入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等控制变量,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消费数量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比消费结构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分布范围更广且贫困程度更深;(2)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皆可对农村能源贫困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随着农村能源贫困程度下降,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强化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弱化趋势;(3)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因素异质性,强化机构的基层结构与提升机构人员文化水平比单纯扩充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人员数量更有利于缓解农村能源贫困。基于此,提出了缩小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村能源贫困程度的政策启示。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家庭创业行为与商业保险行为在支付数字化与家庭消费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支付数字化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西部地区家庭更加突出;支付数字化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东部地区家庭更加显著。因此要大力推动支付数字化与相关知识的普及,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升级。     

能源贫困与中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农村能源建设问题研究——以贵州毕节地区为例

能源贫困通过各种机制影响着贫困人口的减贫和发展。而当前中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能源贫困问题具有特殊性,即传统能源供应的突然减少和中断,而这种能源贫困使这些地区面临着生态恶化和贫困加深的风险。贵州毕节地区近年来的农村能源结构变化表明：该地区以煤和薪柴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结构已经解体并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但新的能源结构也正在逐步形成。为有效能源贫困问题,今后该类型地区的农村能源建设应实施不同能源不同定位的发展建设措施。     

浙江省家庭能源消费的调查与分析

能源短缺问题一直是困扰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建设“绿色浙江”，营造良好的人居生存环境和投资发展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我们从能源需求总量、能源使用结构、居民节能意识三个方面对浙江省家庭能源消费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相应地提出要树立科学消费观、建立科学消费模式。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对居民实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综合运用经济调节机制等。     

浙江省居民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构建——基于浙江省3市2县居民能源消费状况的调查

利用浙江省3市2县居民能源消费状况的调查数据,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进行多因素定量分析,寻求并分析影响居民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最后给出结论、提出建议。     

甘肃省能源资源禀赋与贫困关系的量化研究

应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以甘肃省的能源资源数据为基础,分别分析了矿物能源和生物质能源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矿物能源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生物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不合理的能源政策体制是决定能源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2010—2016年中国多维贫困动态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收入维度下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是一方面通过收入贫困线测度的贫困发生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质量。从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有助于有效克服以上两个问题。文章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框架,基于CFPS的历年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总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贫困强度的变化却不明显;整体上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适龄儿童辍学率却出现了大幅上升;另外,安全饮用水和炊用燃料对于总体贫困的贡献也较高。     

基于产业部门视角的城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利用中国国家和省市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平衡表统计城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结果显示,首先,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是主体;其次,城镇交通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潜力巨大,城镇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稳定;再次,城镇工业、建筑和交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中国30省市的面板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业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都有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相同,工业影响最大,交通业和建筑业也有显著影响。     

中国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消费以一次性能源为主.在节能降耗的同时能否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课题.本文以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区域为研究对象,将能源消费纳入生产函数,基于1995-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北方和南方地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较小的差异.在研究结果基础上,就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降耗的双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研究——基于2005-2009年安徽省城镇家庭月度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