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公司治理与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3年中国A股制造业9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的总体质量状况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公司治理评价的次级指标中,股东权益保护和董事会结构与运作也对审计意见类型有显著的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8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内部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第2-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董事报酬、独立性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董事报酬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在考虑董事报酬内生性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董事报酬、独立性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长任期的CEO、CEO兼任董事长、较大比例的内部董事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障碍.董事报酬是一种公司治理的强化机制,当董事会保持独立时,其报酬结构能更好的激励董事履行监管职能.但是,当董事会失去其独立性时,其报酬结构会加剧公司的代理冲突.授予董事会合理的激励报酬可以克服公司监管障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CEO权力与公司业绩——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CEO权力与公司业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具有怎样的因果关联尚未得到定论。鉴于此,以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CEO权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与公司业绩呈U型关系,即CEO权力在低水平范围时,CEO权力与公司业绩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当CEO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CEO权力与公司业绩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应给予CEO更大的授权以获得更好的业绩,并需要注意CEO权力与地位失配带来的代理问题。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     

金融发展、债务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若债务比例增加1%,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与低的地区相比,公司市场价值平均多提高[作者单位].54%,并且,债务融资与公司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只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才存在.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债务治理作用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债务治理的作用越强,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     

《反垄断法》纵向垄断协议条款的反思与重构

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分为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两种类型。这样的设置有其特定的背景及合理性,但也带来了规范类型失调和缺漏的问题。市场竞争中的垄断协议并不总是仅以横向或纵向的形式存在,更常见的是以纵向和横向交错的形态存在,即轴辐协议。除此之外,实践中很多纵向垄断协议也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竞合。这就造成了执法和司法中对于纵向垄断协议条款的适用困境。因此,在《反垄断法》修法的背景下,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重新构建本法中纵向垄断协议条款,将部分纵向协议定性为横向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予以处罚,其他纵向协议行为则由《反垄断法》的第14条作出规定。     

行业成长性是否降低了公司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行业的成长性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行业成长性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结果表明:行业成长性越高,公司税负越低。区分内部治理(产权性质、公司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外部治理(法律环境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成长性使得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低的公司的税负显著降低,同时使得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中的公司税负显著降低。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研发支出、加剧融资约束和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活动是行业成长性影响公司税负的重要渠道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采用因子分析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是有价值的。研究表明:(1)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其具有较高的负债水平;(2)总的说来,中国上市公司不能通过发行债务解决自由现金流量问题,但可以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减缓这一问题。     

债务期限、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债务期限的公司治理价值效应进行分析.同时利用Hausman检验方法对债务期限与治理效应载体(企业价值)进行内生性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内生性关系,并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用2SLS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和控制相关变量后,债务期限对公司绩效有正效应,即长期债务的增加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在增长机会越多的企业,债务期限的价值效应更大,另外经过敏感性测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证实了本文利用综合绩效指标的合理性.这些发现为改变我国债务期限结构失衡现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对完善我国债务融资环境提出三点建议.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尝试性地从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两大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偏低,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个体性差异;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他们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产权差异特征,即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利益相关者了解当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政府明确其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丰富了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并拓展了环保投资的研究视角。     

管理者才能、公司控制力与高管薪酬——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管理者才能、管理者和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对公司的控制力虽然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度,但管理者才能却能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则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监督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替代作用比国有上市公司更强。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已有的公司治理文献主要是研究上市公司的绩效、治理结构以及投融资决策等问题,而对上市公司治理与技术效率关系的关注较少。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造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股权治理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因行业而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是否国有控股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与行业特征有关;第二,债权治理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融资能力越强,公司技术效率则越高;第三,董事会治理,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自身特性而异;第四,经营管理层报酬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经营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行业而异;第五,公司控制权市场竞争和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公司技术效率,法律基础及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对于提高公司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还从公司治理视角就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控制股东谋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盈余管理是否与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有关。我们猜测在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激励越强烈；当隧道行为变得困难时其也减弱。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计利润总额和行业中值调整后的应计利润(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与H／B股虚拟变量负相关，同时与下列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最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的利益以及董事会是否由CEO来控制。我们的结论显示了隧道问题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公司里更为突出：一个强有力控股的股东，公司的CEO们对公司具有强烈的私人利益，董事会不是那么独立；然而当公司与境外投资交易股票时这个问题减轻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分析和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经验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补贴收入的影响，旨在发现在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启示。研究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本文的研究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企关系的现状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深交所A股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理论中股权激励问题首当其冲: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恰当的激励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激励不足或过度会增加代理成本,影响企业价值。以在深交所上市41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线性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0%~13.71%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层持股在13.71%~44.99%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44.9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实证结果对当前企业股权激励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     

《反垄断法》给中国公司治理带来了什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折戟后的思考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折戟,我们不禁反思: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外资并购?如果不愿被并购,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如何进行反并购?如果进行反并购,依据又是什么?     

中国大贷款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例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其天然的紧密性,并且国家也有意于逐步创造条件使得银行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能够切实得到发挥。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文章在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银行并没能真正发挥其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与参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