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经验证据

作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区界重组的调整能否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了区界重组改革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区界重组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界重组改革强度越大,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程度越高。分样本来看,市辖区合并和街道调整这两种区界重组类型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区界重组政策在经济发达城市和有行政区划调整经验的城市中作用效果更加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区界重组主要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和经济集聚程度,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区界重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还为下一阶段运用行政区划工具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经验证据

<正>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以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为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降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带来了幸福感的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测度了31个省市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居民幸福感的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降低收入差距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溢出效应的重要机制。此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在青年人群体以及中西部区域更显著。本文从幸福感的视角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和人群溢出效应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税收竞争与税收可持续增长——基于广东的证据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阶段,税收竞争与税收可持续增长关系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出发,用熵值法测算2013—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税收可持续增长指数。使用面板模型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税收竞争对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税收总量看,税收竞争阻碍了税收可持续增长;从税收结构看,增值税竞争对税收可持续增长的抑制作用大于企业所得税竞争。(2)总税收竞争、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抑制了税收可持续增长,且估计系数呈现出递增趋势的单一门槛效应。(3)异质性检验发现,欠发达地区的总税收竞争和增值税竞争对税收可持续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发达地区,企业所得税竞争则相反。税收竞争对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为鼓励发展可持续性税源、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以及因地制宜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证据

本文详细梳理和论述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证据。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数字经济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三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三个层面出发,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本文介绍了本期专辑入选的五篇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税收优惠又是二者影响效应发挥的重要“调节剂”。本文以2010-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税收优惠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中表现出增强型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具有门槛特征,即税收优惠在跨过门槛值后其调节效应被降低。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市场机制、优化税收优惠规模以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59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组织外部竞争和内部生产要素视角，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非平衡面板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创新双元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行业竞争能够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不同子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不仅有助于揭示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还可为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创新战略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高效优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的关键抓手,能够有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贸易能够有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受到市场开放度的调节;此外,从数字贸易各维度看,其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是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物流业升级对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三是空间回归表明某一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数字贸易各维度中,数字技术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化贸易在东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我国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进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

立足于整体发展观,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主线,本文对于经济高质量、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特征及其互补性关联进行了分析。主要认识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核心经济机制在于要素质量升级和创新,但需要社会高质量和制度高质量作为前提。第二,新常态下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因此对社会保护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将步入社会支出快速增长期,而日益增加的公共支出必须以效率改进为支撑,高质量社会与高质量经济协同是重中之重。第三,经济高质量的基础是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通过就业能力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知识中产群体充当了经济高质量与社会高质量的纽带,也是决定要素质量升级的关键环节。第四,高质量经济社会需要高质量治理结构支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落实,重在呼吁-退出机制建设,借此最小化个人或集体表达信念的成本,增进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包括两个要点:第一,防御性治理,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强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建设,同时,国家应将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部门——农业和医疗卫生部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人工智能、就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性力量，势必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并将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结构纳入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低碳水平，从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理论机制来看，缩减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可以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技能劳动力会强化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而东北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抑制高质量发展，低技能劳动力会加剧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同时各地区应根据就业结构等客观实际制定差异化的人工智能发展策略。     

代理冲突与高质量审计需求——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研究高质量审计需求对于我们我们深化认识国内审计市场,合理创造和诱导高质量审计需求,提高审计质量,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的研究发现,代理冲突严重的企业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向市场传递信号,以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并且在我国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随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审计质量需求增加会加剧,支持了审计需求的壕沟效应。另一方面,在我国,高质量审计确实能够有效制约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同时市场也能够识别企业的选择行为,并对此作出积极反应,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降低代理成本。     

土地财政的理论生成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含有土地财政收入的分税制合同能提高代理人(地方政府)分享剩余份额的水平,从而提高合同的激励强度,还有助于减少代理人承担的风险和降低委托人(中央政府)的总代理成本。土地财政对分税制财政体制合同而言起到隐合同的作用。该文对中国东中西部省份的1999-2009年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推导结论高度吻合,证明了现实中土地财政形成机制的存在。     

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实证证据

如何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2005—2021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器”式的激励作用,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升创业活跃度等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营商环境越好、金融结构偏向市场型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且两者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当两者都跨过一定门限区制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果大大增强。此外,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优化营商环境与金融结构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多任务委托代理、考核难度与金融机构薪酬激励——基于保险业的证据

金融高管在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行为本质是股东和监管机构作为任务的委托人,向高管提供的激励程度差异性的体现。文章采用H&M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利用2018—2019年中国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调研数据,创新性地加入考核难度因素,考察了高管在经营绩效和合规性治理两项任务背后的激励动机。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受经营绩效的影响呈现“放大效应”;提高合规性治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超额薪酬,且国有企业在薪酬控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考核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提升合规性治理水平,容易形成“制度落差”,进而会降低高管的基本薪酬。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金融机构厘清薪酬激励效果的作用路径和完善合规方式,有助于为监管部门优化考核方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CEO权力与公司业绩——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CEO权力与公司业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具有怎样的因果关联尚未得到定论。鉴于此,以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CEO权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与公司业绩呈U型关系,即CEO权力在低水平范围时,CEO权力与公司业绩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当CEO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CEO权力与公司业绩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应给予CEO更大的授权以获得更好的业绩,并需要注意CEO权力与地位失配带来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