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已经迈入“管资本”为主的新阶段，研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成效、机制以及改革所致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改革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是抑制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轻政策性负担两条内在机制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力度越大，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强；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了国有企业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要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动政府放权改革，发挥公司监督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产业政策与僵尸企业形成

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以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对我国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沦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而地方产业政策则会加剧僵尸企业的形成;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了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市场分割、市场竞争以及去产能政策会调节产业政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上述结论从宏观产业政策的角度提供了我国僵尸企业成因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为协调央地关系、僵尸企业出清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实施来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何展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仍未得到系统性解释。本文以中央和地方层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研究对象，探析其为什么既要有效授权又要技术创新，并试图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来探究其创新驱动路径的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的资本经营模式和“功能定位→履职授权”的资本授权模式，两类公司探索并形成制度创新驱动路径。（2）两类公司通过市场机会识别能力、社会网络关系能力和组织学习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动态能力提升，形成以持续性竞争优势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驱动路径。（3）利用对接机制形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以此完善可能的创新驱动路径选择问题。本文从“制度—技术”双重因素视角探索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创新驱动路径，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参考。     

“去产能”财政政策分析、评估及建议

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无论是支出政策,还是税收政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调整,都会给宏微观供需关系带来一定影响。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若干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持续4~5年,用于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给予奖补,以出清市场。虽然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不少问题。下一步应抓住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去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类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隐性担保和扶持政策及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加快产业政策转型;健全地方"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进一步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并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以"去产能"为契机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区域一体化政策能促进企业垂直分工吗?--来自撤县设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畅通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在地区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境下,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否缓解市场分割,推动分工深化成为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或人口角度考察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经济后果,基于企业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微观企业入手,考察了撤县设区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所在原县域公司的垂直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通过扩大企业可达的市场范围以及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起到对企业垂直分工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垂直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原县级政府对企业干预力度更强时更加显著。同时,撤县设区带来的企业垂直分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提高经济效率。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化解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 ——一个准自然实验分析

减税降负是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具有额外的税收优惠效应,而且可以有效抑制企业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企业产能过剩.此外,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本文不仅有助于揭示税收优惠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机理与路径,明晰税收优惠产生作用的微观机理,而且对有效提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议服务型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方式

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组改制后的石油服务型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困难。如何通过改革来实现经营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的目的，本通过对国企改革、石油企业重组改制后现状的分析，提出了石油服务型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三种方式，即：调控机制、运行机制和动力机制。以此来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实现企业效益攀升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快餐

国有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将有新措施 项怀诚指出，国家财政将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通过对有关财税政策和国有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方式的调整，进一步加大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支持力度。在资源配置方面，对优势企业要通过重组上市、并购等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集中，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对劣势企业实行关闭破产、出售拍卖；对部分企业的国有股实行减持变现，用于建立中国社会保障基金。在收入分配方面，逐步建立健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试行年薪制、期权制等激励政策。在资金投入方面，将按照公共财政…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4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即便把资本结构区分为长期结构和短期结构亦是如此。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性、公司规模以及实际税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这说明虽然从总量数据上看国企负债的确构成了宏观债务的主体,但就制造业来说国企的债务水平和其经济特征是相匹配的,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足以解释这种高债务水平,国企过度负债说至少对制造业国有企业来说并不成立。国企债务风险可能来自平台类国企,相关的政策应该针对这类企业来设计。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

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呈U型关系；薪酬管制通过削减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现行薪酬管制政策的限薪标准缺乏针对性，致使政策的实施不仅削减了过度激励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同时还加剧了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实施股权激励与提高审计质量均有助于弱化薪酬管制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有薪酬管制政策有效但精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基础上细化限薪标准，力争因地制宜、精准限薪。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S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Y

This article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ationales and governanc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We show that SOEs could be seen as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change agents within broader innovation systems that can overcome many of the conventional challenges of innovation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from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innovation system actor networks to financing innovation. We review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rationales of SOEs and extend it to include innovation as a central rationale. Thereafter we provide a taxonomy that reveals the necessary policy and managerial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for using SOEs as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y. We place some of the better‐known innovation‐oriented SO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to this taxonomy and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will allow in future research to explore different SOE practices and potential for using SOEs as innov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across countries.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

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相比于采用正向逻辑来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机制异同,本文通过逆向逻辑构造反事实因果推断,即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属性发生变更后产能过剩能否得到化解,来探究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成因。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PSM—多期DID方法识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其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影响,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明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途径,探究了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根源与衍生因素之间的传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