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进入模式绩效的模糊多层次综合评价

针对跨国经营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复杂性,确立了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绩效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数学知识,建立了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绩效的模糊多层次综合评价方法,对进入模式的绩效综合评价,以便对进入模式进行选优.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式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现状分析与风险管理

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购主体多数是我国的龙头企业,且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因来自企业内部,区位选择呈现明显的资源、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总规模将迅速扩大,“国家领军型”企业将成为跨国并购的主角。但是．短期内“纯市场”型的跨国并购不会全面爆发。我国企业应该加强风险管理,重点化解国际政治风险、企业规模风险与公司治理风险和市场风险。     

文化距离对跨国企业绩效的影响

文化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绩效存在直接影响,且对于不同的绩效目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化距离会负作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而对于企业的非财务战略绩效的直接影响却是正向的。进入模式不仅存在调节效应,而且调节的方向与文化距离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相反。跨国公司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需要对企业自身文化、母国文化以及东道国的国家文化进行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进行合理的跨文化管理,从而尽可能地规避由于文化距离给跨国企业带来的经营管理方面的冲突,充分发挥文化差异带来的协同效应。     

海外网络对跨国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海外网络成为跨国创业企业优化网络,提高创业成功率、培育核心竞争力、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基于创业阶段差异的动态视角,构造海外网络对于跨国创业企业绩效影响的分析框架。实证结果表明：在创业生存阶段,海外市场网络嵌入对跨国创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海外技术网络嵌入对跨国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在创业成长阶段,海外技术网络嵌入正向影响跨国创业企业绩效,而海外市场网络对跨国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国际工程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建筑市场的巨大前景,吸引了众多国际工程企业参与到海外经营的行列中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下,选择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与确定目标市场一样重要。本文从市场进入模式及其选择的相关理论研究入手,结合国际工程企业的特殊性,分析了国际工程企业常用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种类;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主体、客体、环境三个角度构建了国际工程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框架,详细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国际工程企业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作用。     

经营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激励

本文使用2001-2012年我国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考察在银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激励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其薪酬水平和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地方性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对薪酬绩效的激励强度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薪酬委员会的设立提高了高管的薪酬水平和增长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专业的薪酬委员会的设立能够改善不尽合理的薪酬管制制度.     

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生存绩效

经验学习是组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跨国经营中,经验学习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克服"外来者劣势"。文章基于2002-201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在海外设立的1845家子公司信息,研究了企业国际化经验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关系以及东道国环境和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出口经验、海外投资经验强度、海外投资经验多样性和他企经验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其中出口经验和他企经验对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概率的提升最为明显。制度环境负向调节了国际化经验的四个维度与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关系,良好的制度环境弱化了海外子公司对国际化经验的依赖,而文化距离强化了他企经验对子公司生存绩效的正向预测效应,对国际化经验的其他三个维度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关系缺乏影响力。     

全球价值网络模式下我国海外子公司治理

在网络环境下,跨国公司是一种由地理分散和目标不同的企业和公司总部组成的,并嵌入于外部环境之中的异质性企业间的全球价值网络。在网络治理中,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都是全球资源整合的结点,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模式必须同时兼顾资源整合程度和子公司的自治程度。对于我国跨国公司而言,全球商务环境以及自身特殊性,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治理路径的设计上,在强调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同时,应提高子公司的自治程度。     

战略因素影响下的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受到企业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学范式的进入模式选择理论主要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对于许多情况下企业的非最大化进入行为缺乏说服力。本文旨在探讨企业内部战略因素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以揭示企业在不同战略导向下的进入模式选择。     

高管海外背景与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一个多层次调节模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位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着力点。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正向影响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业绩期望落差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影响过程中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过度自信、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     

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角色演变机制——基于知识资源助推视角的分析

海外子公司角色的调整和演变是中国跨国企业规避国际化风险、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海外子公司角色如何演变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基于知识资源助推视角,选取天津天士力国际营销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深入剖析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角色演变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中国跨国企业在新兴市场设立的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渐进式演变机制,即基于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遵循“执行者—贡献者—战略领导者”的演变路径,实现角色演变;中国跨国企业在发达市场设立的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跃升式演变机制,即基于知识创造,遵循“执行者—战略领导者”的演变路径,实现角色演变。第二,海外子公司、母公司和东道国层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不同角色的形成基础,海外子公司知识资源的获取、创造和应用助推其角色演变。本研究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打开知识资源如何助推海外子公司角色演变的“黑箱”,弥补现有研究对海外子公司角色演变过程和机制探讨不足所造成的研究缺口,为中国跨国企业积极应对国际化风险与挑战提供实践层面的指导。     

国际化风险与中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研究

进入模式选择是一个带有风险的决策,特别是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本文以2000-2010年830家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际化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风险（东道国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内部风险（研发风险、资源风险、一体化风险和时间风险）时,企业采取合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企业采取独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国际化风险与中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研究

进入模式选择是一个带有风险的决策,特别是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本文以2000-2010年830家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际化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风险（东道国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内部风险（研发风险、资源风险、一体化风险和时间风险）时,企业采取合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企业采取独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女性高管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女性高管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女性高管对于公司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数据选择2007年至2016年上交所A股312个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以公司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女性高管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财务杠杆和成长性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女性高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女性高管会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以蚂蚁金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作为数字经济典型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及其进入模式选择的背后路径研究尚不充分。据此,本文构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模型和投资环境评估体系,以及投资环境对其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选取蚂蚁金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开展研究。首先,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其次,基于理论模型,进一步提炼出蚂蚁金服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最后,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工具（csQCA）,研究投资环境要素的组合效应对进入区位和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差异明显;(2)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主要进入模式按照控制度和资源承诺的高低可分为四类,包括投资+输出技术和经验、股权投资、战略合作和接入服务;(3)互联网金融企业会倾向于进入母国周边邻近国家,进入市场需求较大和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政府治理水平较高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不适宜采用高控制度高资源承诺的模式进入;当制度环境较差时,可采用战略合作的方式进入,避免政治风险。本文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国际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海外子公司的能力、战略角色与董事会安排的匹配分析

海外子公司的能力增长是驱动其战略角色变化的内在因素。从母子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与企业的能力观来说,海外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与其董事会的安排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不同战略角色的海外子公司董事会的安排需要同时考虑代理成本最小化和子公司能力增长问题,即以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为主线来对董事会进行安排的同时,需要从能力的视角来补充考虑如何通过董事会的安排来提高子公司的战略绩效。     

高管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文章对沪深1 587家上市公司2010—2013年四年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高管激励中,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并且在研究因素中影响最大,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同样具有相关性,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并不完善,影响力度十分有限。此外,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提升是否有助于我国跨国企业应对国际投资保护?——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际投资保护是指东道国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设置障碍和壁垒刻意限制外资企业发展的行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并对我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以海外子公司绩效为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能否有效应对国际投资保护.研究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不仅能直接增加海外子公司绩效,还能间接应对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不利影响,在使用企业涉诉案件作为社会责任的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能有效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但非国有企业则不具有此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有助于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则不具有此效应.(3)社会责任提升应对国际投资保护的传导机制是增加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数量和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因此,政府部门和跨国企业在海外子公司管理实践中均应重视并强化实施社会责任战略,以有效应对国际投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