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金融摩擦下双支柱政策调控有效性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各界人士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注,普遍认为应构建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以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注.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拟分析双支柱政策对流动性和杠杆率的影响,模拟分析显示,当双金融摩擦存在时,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经济负向冲击效果要优于单一货币政策框架;应继续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完善调节机制,降低信贷供给摩擦对银行体系信贷投放的影响.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及适用性北大核心

本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跨境资本流动的DSGE模型,从脉冲响应和福利损失两个方面探究“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研究表明:第一,相比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我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能更有效地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缓解外生冲击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第二,不同外生冲击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工具适用于国内外利差大、外部冲击强度大的情形,而价格型工具适用于日常外部冲击较为温和的情形。第三,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调控效果均好于单独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且政策工具适用情形不变。据此,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双支柱”调控框架,推进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创新;加强外部资本流动监测与预警,及时识别外部冲击来源,根据不同冲击特点相机选择政策工具搭配。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模式研究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制约因素逐渐增多,政策有效性备受挑战。本文通过带有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模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单纯的货币政策导致较高产出和通胀波动性,从而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可以降低福利损失水平。不仅如此,相比前瞻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后顾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较好稳定性,无论是产出缺口还是通货膨胀变量的波动性都较小。因此,以福利损失度量,后顾型的宏观审慎政策明显优于前瞻型政策。     

“双支柱”调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SRISK指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金融稳定,实现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本文采用动态DCC-GARCH模拟方法计算SRISK衡量的银行系统性风险,以2002年第三季度—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银行性质、房地产周期以及经济波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情景下,各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存在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实施的MPA评估体系总体上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健全以及调控方式的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中长期利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央行流动性管理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商业银行两部门决策模型,并将贷款市场、理财市场、债券市场、央行短期和中期资金市场纳入一般均衡框架,探讨了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央行投放的中期资金相比短期资金能更有效降低中长期利率,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会在一定程度上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此外,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四因子"中长期利率定价框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量化了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受MLF加权利率及央行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程度,为央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确定中期资金投放规模和利率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经济结构转型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理解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迈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家庭部门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企业部门出现从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相对较低且在债务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中面临融资供给制约。由于市场内生的企业信贷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债务—通缩”风险加大。这要求货币政策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温和通胀目标,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金融稳定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时间轴上要特别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下行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空间轴上不仅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还须加强“小广散”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注重与其相关的风险传染。     

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中“双支柱”的冲突与协调

“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物价,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侧重逆周期调节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并不尽一致。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在一个经济周期里两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冲突:复苏阶段产生I型冲突,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扩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经济高涨阶段产生II型冲突,即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控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些年以来存在4次可能产生冲突的时机:2010年3季度至2012年2季度、2014年3季度、2015年1季度和2018年2季度。最后提出通过识别风险、加强政策目标设计与协调、降低协调成本三大措施,促进双支柱在跨境资本流动领域良好运行。     

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中“双支柱”的冲突与协调

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物价,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侧重逆周期调节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并不尽一致。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在一个经济周期里两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冲突:复苏阶段产生I型冲突,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扩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经济高涨阶段产生II型冲突,即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控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些年以来存在4次可能产生冲突的时机:2010年3季度至2012年2季度、2014年3季度、2015年1季度和2018年2季度。最后提出通过识别风险、加强政策目标设计与协调、降低协调成本三大措施,促进双支柱在跨境资本流动领域良好运行。     

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相关问题研究

"双支柱调控框架"从2016年末起已经实施近两年,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相互配合,使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基本适度,绝大多数机构经营稳健,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平稳增长,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本文从乌兰察布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角度出发,揭示基层在落实双支柱调控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发挥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作用,实现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与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地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的效应差异以及福利差异.研究有以下发现:一是相较于单一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更好的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下不同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与效应存在显著区别,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利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但需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隐患;三是"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能够有效增加社会福利,其中价格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上述发现意味着"双支柱"框架的调控效果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因此,现阶段央行应进一步厘清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作用机理,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中金融期货市场的作用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境外成熟市场发展经验表明,以金融期货市场为例的金融要素市场,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框架下能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VIX指数(波动率指数)期货成为宏观政策调控的预警指标,标普500股指期货和10年期国债期货市场通过发挥风险管理功能,有利于提升宏观审慎政策的稳定效果。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我国股指期货市场配合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在分流股市抛压、提供市场流动性方面作用显著。在2016年债市大幅波动期间,我国国债期货市场提前反映市场信息,释放市场险情信号,为货币政策及时调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国债期货还有利于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货币政策利率传递的效率。我国国债期货上市以来,对增强国债现货市场流动性、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也起到积极作用。下一步,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期货和期权产品体系,加快推进机构投资者利用金融期货避险工具,推动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持债主体参与国债期货市场,继续加强金融期货市场自身风险防控,夯实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