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从人口集聚中受益了吗?——基于2005-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统计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研究了近些年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受集聚经济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人口集聚效应总体上对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为负值,第三产业则享受了更多集聚经济的好处;人口集聚并非越强越好,人口规模超过某个水平反而会抑制劳动生产率;不同规模城市的集聚效应略有差别,中小城市对集聚的好处更加敏感。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以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城市规模小于23.004万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抑制作用;当城市规模处于23.004万和199.996万之间时,两个产业间的互补效应逐渐显现,城市经济也从协同集聚中获得好处;当城市规模大于199.996万时,受资源、环境等条件限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显示出一定抑制作用。     

浙江空间经济新格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空间上出现了融合发展的新趋向,城市经济已超越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空间集聚发展的新形态。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企业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开放型经济逐步把浙江企业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产业集聚、市场扩展和开放型经济成长都要求浙江构建新的以都市圈为核心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因此,要通过发展以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城市经济,推动浙江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     

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分析

人口迁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则是人口迁入的重要吸引力。由此，人口流失地区往往面临人口迁出与经济增长缓慢且互为因果的循环困境。健康服务业作为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新兴产业，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进而引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缓解人口流失地区的发展压力。基于2009—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适度人口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服务业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其中社会卫生支出的调节效应最显著。健康服务业的调节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口迁入未达到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短期内会弱化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当人口迁入超过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会弱化过度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拉动经济增长；对于人口迁出地区，这种效应则恰好相反。因此，应大力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适度放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以“防、治、养”为主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调整政府卫生支出投入比例，实现健康服务业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平衡。     

流通溢出效应与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

流通产业的溢出效应已获得国内众多学者关注,但流通产业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却鲜有研究。本文以中国海岸带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用流通密度、流通规模和流通结构来刻画流通产业的溢出效应,对流通产业溢出效应与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流通密度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在当前条件下,流通规模并未显示出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积极促进作用,反而制约了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3)流通结构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异质性

整合多部门经济模型、偏离份额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模型,分析了1996—2014年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并揭示了驱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作用。结果表明: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呈减弱之势,且空间相对差异呈拉大之势;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由市区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层次高而外围县域低的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空间关联上,HH型县域逐渐向豫东、皖北地区集中,LL型县域逐渐向京沪铁路线以东地区集聚,第二产业是驱动整个都市圈空间两极分化的主要动因;核心区域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推动效应在降低而竞争优势增强,而外围地区第三产业的结构推动效应在增强而竞争优势在减弱,产业结构合理化更益于外围经济增长。     

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耦合关系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随着城市和区域联系的不断深入,以人流为代表的流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流动性逐渐成为商业体系研究的重要视角。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利用POI、手机信令数据等多源数据,在分析商业体系及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特征基础上,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南京都市圈商业体系呈现明显的单中心集聚以及空间分异特征。(2)南京都市圈呈现城市内人流联系紧密,而城市间人流联系相对较弱的特征,跨市人口流动在城市交界地区集聚程度较高。(3)南京都市圈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耦合协调性水平整体相对较低,处于高能级商业空间集中于少数街镇的不均衡状态,以及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发展不同步的态势。在未来的发展中,都市圈商业体系优化配置需要更好地顺应流动性规律,立足于实际服务人口分析与预测,构建动态分级分区的商业服务体系,以促进都市圈商业空间一体化发展。     

跨省迁移、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

本文研究了集聚经济视角中的跨省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基本观点是:人口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会促进迁入地人均收入增长,由此扩大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收入差距。对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跨省迁移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受迁移约束影响,中国人口空间集聚度偏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人口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可能持续,跨省迁移在短期内还将是扩大地区差距的因素。     

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

进入“十二五”时期,京津冀都市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典型的是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效益将会逐步凸显,北京、天津的经济集聚效应会进一步扩大。纵观世界发展规律,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迁移和专业化生产是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同地区一定的经济差距是有利于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京津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宜按照产业集聚、产业扩散的规律,带动周边发展。京津集聚、吸引先进产业,转移落后产业。加强各区域的协作、磋商,在合适的经济差异下,实现一体化发展。     

增长极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以环首都经济圈为例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环首都经济圈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增长极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外围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因此,增长极的形成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首都经济圈八大经济形态的比较与启示： 伦敦、巴黎、东京、首尔与北京

当代各国首都的经济结构一般都具有八个组成要素：服务、总部、知识、绿色、园区、临轨、临空和临港。首都经济总是先经历极化效应,然后再转向扩散效应,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首都圈经济。本文通过可比和可获得数据的收集整理,比较了北京与伦敦、巴黎、首尔和东京四个国际性首都圈,在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园区经济、临轨经济、临空经济和临港经济等八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运用极差阈值法综合比较后发现：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单体,发展具有一定实力,排名居中;但若把京津冀作为首都经济圈与之比较,则发展排名最后。目前严峻的现实是：单靠北京自身力量已经难以化解大城市病,只有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即建立全域性的首都圈经济,才能实现首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兰白都市经济圈视角下的白银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都市经济圈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兰白都市经济圈是甘肃经济地理的重塑,它的构建不仅将成为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且可对白银市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转型的新机遇。通过白银资源枯竭转型的现状调查和问题分析,指出白银市应及早转变发展观念,积极融合于兰白都市经济圈中,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创新,通过圈内产业联动打造核心工业基地和沿黄特色农业带、城市联动规划进行城市再造、生态联动创建生态文明、行政联动实现兰白行政一体化等战略,完成白银市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逐步走上良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基于都市经济圈视角下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的思路,对其他面临或正在转型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圈层经济视阈下区域空间布局优化实证研究

优化空间布局对推动区域健康发展、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圈层经济理论为优化空间布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鉴于此,运用ESDA方法和区域复杂网络模型,以河北省为实证对象,分析了区域间布局结构及其联系强度,对网络结构特征度量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区域网络呈现出无标度的“择优增长”特征,空间布局亟待优化;石家庄和唐山在区域复杂网络中具有良好的资源控制能力和重要地位,河北省可以优化为三大经济圈层,即环京津经济圈、冀中南经济圈和冀西北经济圈。     

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化分析

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机理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建立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的演化度模型,基于时序数据分析了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水平的演化特征：①1978—2009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资源和环境水平震荡波动最终趋于平稳,资源环境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响应和反馈较为明显,但有一定的时间滞后;②在规模分异上表现为由金字塔型结构向纺锤型结构演进的分异特征,在空间分异上表现为由核心边缘结构向等级圈层结构演进     

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环境问题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本文依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经济、人口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却持续下降,这主要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宣传教育等因素相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关系的数学模型可表述为E=β0Y-Y2.同时,为北京市进一步促进经济、人口、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为例

本文利用2003-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所属省份的县市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法研究了城市圈的形成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的影响以及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由于城市圈基本围绕中心城市而建立,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是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属于城市圈范围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比较城市圈临界线附近县市样本,进而判断城市圈形成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圈的形成主要通过蒂伯特选择机制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两个路径改善了城市圈区域的整体经济绩效;并且城市圈的形成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北京未能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带动京津冀城市圈区域的经济增长,而长三角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圈地区则都受益于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北京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KC和STIRPAT模型

利用1981—2010年北京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验证了两者间EKC的存在性。运用碳生率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短期静态关系和长期动态关系,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北京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为人均GDP为34423元;研究期间北京碳生产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6.1%;在1981—2010年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北京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指数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吻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北京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小。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revisited

This article reassesses a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linkage for the period 1972 to 1990.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mocratic performance in the semiperiphery and periphery, yet in an opposite direction. For the core, there is no linkage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olitical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finding also suggests that democracy enhan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ly in the core and semiperiphery. This finding thus contradicts Barro's [1996] contention that more democracy enhances economic growth at low levels of political freedom, but it depresses economic growth when a moderate level of freedom has already been atta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