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

基于中国2010-2019年的省级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共同富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数量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通过包容增长、创新效应、创业效应等,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子系统与平等子系统协调统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收入提升效应,收入不平等改善相对有限.建议强化普惠金融协调收入提升与不平等改善的能力,拓展普惠金融内涵,加快普惠金融发展.     

城乡分割、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基于中国1978-2006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发展不平衡对收入不平等传导机制,采用Theil指数分解原理将中国1978～2006的总收入差距分解成城乡、城城和村村收入差距以考察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在选用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3个指标和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和城城收入差距的单向Granger原因,而与村村收入差距却互不为Granger原因;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泉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改革路径探讨

在泉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中,通过设计适于中低收入人群投资的创新金融产品,扩大对他们的金融服务,在增加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数据,通过分析高收入人群与中低收入人群投资意向的差异和变化趋势,筛选适合中低收入人群投资的金融产品;通过分析中低收入人群的投资效果,得出符合泉州市金融改革方向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科学结论。     

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检验——基于美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

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对探索改善收入不平等的途径十分重要。文章利用美国1967—2015年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金融发展的初步阶段,两者是正向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的成熟阶段,两者是负向相关关系。同时模型也验证了受教育程度、工会密度、贸易依存度及女性劳动参与比例等控制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对我国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关注和改革能够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地缓解收入不平等。     

资本账户开放与科技金融发展:“并驾齐驱”抑或“此消彼长”

研究基于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动态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关系,并通过对资本账户开放与科技金融发展关键时点的选择,详细探究了两者相互关系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变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资本账户开放虽然短期内能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但长期正向作用并不稳健,具有明显滞后特征。（2）当前科技金融发展不能稳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促进效应最为显著。（3）两者不同时点的观测显示,深化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对科技金融的正向影响随滞后期数的增加而逐渐弱化,而将创业板上市却能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4）资本账户开放与科技金融发展多数时期均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推动效用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账户开放的滞后影响具有异质性,而科技金融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波动明显。因此,我国应加快资本账户"渠道式"开放改革和科技金融集聚化发展进程,在促进两者良性互动的同时,疏通支持经济长期、稳健高质量发展的渠道。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选择金融效率来替代。但学者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构建模型分析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导致其实证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因此,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理论分析及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亟待改善已经成为共识。对现有理论文献的系统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和不同形式的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差异较大，应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

基于VAR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82—2004年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并且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成因；金融发展规模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并且前者也是后者的Granger成因；金融发展效率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并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国金融化及其影响功能收入分配的机理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金融化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上,根据中国国情,修正了非主流经济学金融化理论,实现了从微观主体行为到宏观收入分配的逻辑一致性,分析了中国金融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实证上,结合资金流量表,构建了中国金融化指标,有效地反映了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当前状况下金融化能够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一个开放经济的视角

在一个包含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开放经济NK-DSGE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基准货币政策下,贸易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不同类型家庭消费和实际工资具有不同的动态冲击效应,并且引起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在此基础上,政策评价的结果显示;（1）最优货币政策倾向于降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2）严格盯住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导致了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恶化,盯住名义汇率的货币政策则次之;（3）盯住实际汇率的货币政策对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因此,针对最小化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所引致的不平等,货币政策应该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     

平等抑或固化——数字技术能否促进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

在数字化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农村居民个人层面的微观机制，构建包括数字技术使用前置条件、使用经验、数字化努力、数字金融四维度表征父代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技术转型过程中，父代数字化与其子代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揭示数字技术使用能否打破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代数字技术使用不仅直接促进子代职业流动，而且通过弱化父代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原始资本禀赋对子代职业获取的作用，进而促进代际职业机会平等，因此，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机会平等的社会补偿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父代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改善机会不平等感知程度，激励其增加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提升子代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金融化对我国家庭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远景目标之一,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发展速度和配置合理程度会直接影响财产性收入。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内,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金融化对我国家庭间收入分配的影响,金融化首先是实体经济的虚拟化,这一过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其次使用历年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CFPS)对金融化进程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化,特别是实体经济的虚拟化,不仅在短期恶化居民家庭间收入分配,长期中还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最后从加快金融业发展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出发,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     

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代际间传递

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本文构造了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过高以及人力资本拥有较高收益率等前提下,父辈之间初始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他们子女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导致在子女之间形成新一轮的收入不平等,从而收入不平等在代际间得以动态化和长期化。本文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讨论。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     

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探讨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机理,对于揭示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本质,寻找缩小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途径,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差异、人力资本差异、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差异、地区因素差异、制度与政策因素差异等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机理进行文献回顾与评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开放经济下的金融霸权及其防范

金融霸权这种资本在如今具有了更为多样和隐蔽的实现形式。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金融霸权的存在有其内在的必然和可能。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霸权威胁在于市场开放特别是资本市场开放，以及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既要表明坚决反对金融霸权的立场，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如加强对外资的引导，提高防止金融冲击风险的能力；实行稳健的金融开放；加强宣传；加强地区合作等。     

中国金融包容指标体系的构建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均表明,金融包容体系的建立对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降低贫困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金融包容水平低,金融排斥率高,迫切需要通过构建金融包容体系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得到机会平等、价格公正的金融服务。要通过渗透率、可获性、使用率及服务质量四个维度才能建立完善的中国金融包容指标体系。     

收入不平等与货币政策：基于异质性家庭的视角——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应该纳入收入不平等吗？

收入不平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需要着力解决。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收入不平等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并且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越显著。因此,我国近年来推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当局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这需要科学度量收入不平等,并坚持按货币政策规则行事。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评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低消费水平家庭的人均消费,增加家庭在食品、家庭设备、交通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来提升家庭消费;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提高金融素养、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升支付便捷性等渠道来实现家庭消费水平的改善,且这三个机制约解释了基准效应的68.9%。数字普惠金融正向消费效应的主要受益群体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进一步分析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青年人群过度消费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