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企”治理效率比较研究

运用熵权评价方法,用中国2002-2009年的国有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比较分析"新国企"的治理效率,并与集体、私营和港澳台企业的治理效率进行了比较,客观反映了"新国企"治理效率的时序发展状况和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治理效率差异。分析结论发现:"新国企"的治理效率不是"低效的",改制后大幅攀升,呈现运行"高效"的趋势;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在增加就业人数等功能上凸显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但其资源优势和融资能力远远低于"新国企",使其治理效率大打折扣;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有类型企业的治理效率发展势头在近年受阻。     

论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优化

资产结构是指企业各项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不同的资产结构对企业的经营有不同的影响。由于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很典型,包含的资产类型最齐全,所以文章采用了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作为论述对象。文章介绍了不同类型的资产对企业经营风险、收益能力、流动性和资产弹性的影响。分析现阶段我国工业企业资产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了优化企业资产结构的一些建议。     

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所有制差异性实证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

工业企业是体现技术水平最重要的载体，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会表现出具备不同所有制特色的创新效率，本文以2011年到2021年我国国有、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数据为基础，采用三阶段DEA模型研究其创新效率实况，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平均规模效率都下降了，而平均纯技术效率上升了，同时发现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都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说明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评价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影响，三阶段DEA模型更能准确地评价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适度的发展规模仍然是影响工业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成果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利用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科技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测算科技创新效率并揭示内在原因.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纯技术效率总体水平较高并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不同省市的纯技术效率差异较小,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整...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汽车工业相对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2000～2006年不同经济类型汽车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别计算了2000～2006年我国汽车工业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以Malmquist指数衡量),得出的结论是:①只有外商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在这7年中全能达到效率最优状态;②内资企业中,股份合作企业的效率最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中则是港澳台独资企业效率较好;③内资的国有企业一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联营企业则一直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④外商独资企业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强劲,大部分类型的企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然后本文总结了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一些建议.     

外资进入和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抑或“挤出”效应

我国改革和开放是同时推进的,引进了众多外资企业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那么,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成长？我们分析我国工业企业超大样本数据,探讨外资进入的影响,研究我国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能否向效率前沿收敛。我们发现,我国不同类型的内资企业均存在效率前沿的收敛趋势,内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但是对于同行业的其他外资企业呈现挤出效应,特别是其他独资外企。我们进一步发现外资进入的长期影响是挤出效应,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突发事件影响下规上工业企业R&D投入产出溢出效应

2019年突发COVID-19疫情给规上工业企业R&D投入产出带来严重的影响，合理规划R&D投入产出，对规避风险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在分析COVID-19爆发前后规上工业企业 R&D投入产出情况的基础上，以规上工业企业R&D活动中新产品产出率、出口率、技术效率、有效技术效率为解释变量，企业R&D活动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建立模型，运用改进的知识生产函数构建模型，采用SPSS26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R&D投入产出溢出效应。研究表明，COVID-19疫情发生前后规上工业企业R&D新产品产出率和新产品出口率、技术效率和有效技术效率对溢出效应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调节因素下表现出的显著性水平不同。其中，疫情发生后新产品出口率在5%水平下影响显著。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DEA评价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直接关系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根据第二次全国工业企业经济普查的相关数据,采用DEA方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得出如下结论:在2008年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规模下,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与自治区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较低、R&D人才不足、创新产出水平低。这为决策者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市场潜力、资源禀赋与税负水平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着重考察了市场潜力、资源禀赋和税负水平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6个城市层面的数据,通过对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区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和培育新企业;沿海地区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内地地区城市的工业税负水平高、差异大,不利于吸引企业落户;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和工资水平对工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看,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对外资、私营和港澳台企业区位决策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工业税负水平则起着相反的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企业区位选择有较强的解释力。     

基于DEA方法的甘肃省工业企业R&D投入效率研究

分析了甘肃省工业企业R&D投入产出情况,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的VRS模型,对2011年甘肃省各地区工业企业R&D投入效率进行了评价和聚类,找出各地区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差异,提出优化方向,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甘肃省工业企业R&D投入效率的因素,提出提高甘肃省工业企业R&D投入的建议。     

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评价

以2012年安徽省39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将碳排放量引入工业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模型对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水平总体较低;纯技术效率提升是提高各行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轻工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对于整体综合效率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影响。为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和配置效率

M、H型组织结构都是多单位的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分权程度不同、产权特点各异.两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都是控制权在财务方面的体现,其效率如何取决于“剩余财权”的配置效率.关注不同类型企业集团“剩余财权”的配置特点,将为内部资本市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浙江省不同性质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与比较研究

基于企业的技术异质性,利用DEA和全局前沿M 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6—2018年浙江省不同性质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和动态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18年,浙江省不同性质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均值较低,差距显著,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013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以后内资企业开始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考察期间内资企业一直呈追赶势头,特别是国有企业,追赶势头最为显著.②不同性质企业近13年科技创新效率的平均增幅基本一致,大部分年份均处于增长态势.内资企业体现出较强的增长效应,且增长势头比其他两种类型企业平稳.③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主要源于组内技术进步.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源于技术效率变化和组内技术变化.3种类型企业的技术领先变化程度均较小.     

土壤修复待解

新一轮工业企业搬迁高潮或将来临.环保部在5月中下旬印发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中评估,未来几年内,全国将有不同类型的数万家工业企业实施搬迁,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的退出,涉及的污染土地面积十分惊人.     

外资进入和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抑或“挤出”效应

我国改革和开放是同时推进的，引进了众多外资企业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那么，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成长？本文分析我国工业企业超大样本数据，探讨外资进入的影响，研究我国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能否向效率前沿收敛。结果发现，我国不同类型的内资企业均存在效率前沿的收敛趋势，内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但是对于同行业的其他外资企业呈现挤出效应，特别是其他独资外企。我们进一步发现外资进入的长期影响是挤出效应，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安徽省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运用DEA-BCC模型对安徽省2000—2020年的工业创新发展效率进行分析,并结合Tobit回归模型分别从企业、市场和政府3个方面对工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工业创新发展效率较高,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工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由于政府对科研支持力度不足,因此对工业创新发展效率影响不明显。为提高安徽省工业创新发展效率,应该加强政府科技创新力度,建立绿色工业企业发展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对创新发展的指导作用。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安徽省地区间工业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安徽省17个城市三类不同的工业企业进行分析发现,15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非DEA有效,没有一个城市已经达到规模递增的状态。导致其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过小,技术效率低下。针对这种状况,提出扩大已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加大招商引资工作的力度、发挥各市工业的比较优势等政策建议。     

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以2009-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DEA的BCC模型测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实证表明: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普遍偏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大体呈现规模报酬递减态势;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东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是导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低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