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过去” 赚大钱

2000年的春天,王蔚薇和几个好友一起,到贵州苗族居住地进行了一次民族风情游。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王蔚薇碰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奇怪游客:他身边放了一个大箩筐,不时有人拿着旧衣服来找他,那老外只是随便地看几眼,接过来放到身边的筐子里,然后几张大钞人民币递给那些拿旧衣服的人。好奇的王蔚薇和那老外攀谈了起来。她问:“你怎么花钱收这些旧衣服呀?”那老外哈哈笑了起来:“旧?”他从箩筐里拿出了一件他特地标了记号的衣服说:“你看,这是一位老太太卖给我的,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这是一件纯手工品。它上面的花样是我在中国从没见过的。现在她年纪也大了,再也缝不出这样细致的花样了。     

回家路漫漫

春运，一年一度地上演。，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年的回家之难来，那时，我还在外地上学。临近春节放假．沂源老乡的“乡长”早已替我们买好了火车票，是晚上的车次，由于是过路站．没有座票、我们5个沂源老乡混在高密度的人群中，挤上火车，串了几节车厢，也没有找到好的落脚点，只好在车厢连接处安营扎寨。     

糖裹米花泪中甜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言语猛然变得少了起来。为了供我读书,父亲起早贪黑在庄稼地里忙碌,人也迅速变得苍老起来。那时,父亲和我只能勉强应付一日三餐。每到过年时,父亲就睁着空荡的双眼,让我揪心得说不出话来。母亲在世时的每年除夕,尽管家境贫寒,但全家三口吃年饭的喜庆气氛会充盈在屋子的每个角落。后来的年饭简单而仓促,令我上床的时间都提前了不少。那年大年初一,我早早地起了床,然后悄悄出门。乡村的规矩是拜年要赶早,喊上一连串“爷爷”、“姥姥”、“伯伯”、“婶娘”什么的,再说上一段恭喜之类的话语,主人就会喜气洋洋地拿出家里好吃的…     

烂麦塬

陕西省周至县竹峪乡有个烂麦源村，为啥叫“烂麦源”呢？很久以前，在这里住着一家三口人，年迈的老婆婆和儿子。儿媳过日子。后来，儿子积劳成疾，过早地死了。儿子死后，老婆婆和儿媳相依为命，辛勤耕作，把所有的地都种了麦子。麦子眼看成熟了，老婆婆对儿媳说：“儿媳呀，你看麦子慢慢地黄了，咱家人手少，咱还是算黄算割吧，等全黄了咱就割不及了。”儿媳说：“娘，急啥，我娘家弟兄们多，到时把他们都叫来，用不了几天就割完了。”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过了一夜，麦子被南风全都吹黄了。老婆婆急忙打发儿媳到源下她娘家叫人。…     

实话实说

言论自由岂能免除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之一。可在我们这里竟然被免除啦!说起来是件揪心的事。2003年12月11日下午,邻里几位老年人和三四个年轻人在我父母家闲聊,我本人在场。邻居魏叔是三组村民组长,是个好说实话的庄稼汉,他感叹道:“现在这干部太不像话啦,正经事不干!”大家说起了村里的路:一个五千余人的大集,竟没有第二条向外能走通的路。前几个月,阴雨不断,坑满壕平,有的地块至今积水都没排出,一粒麦子也没法种。现如今农闲,村干部也应组织一下,把路好好修修,把水排出去,可总也无人问津。我见村委会委员高某在场…     

反方：向开发商敬一言

听老人说，我家是明末清初“江西填湖广”时，从饶州府上饶县迁来的移民。到我这辈已经是第十五世了。据族谱记载，入鄂一世祖有五个儿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因此就称“老三房”。他们父子六人是分乘三只小渔船，逆江而上，在汉阳江边安顿下来的。那时渔船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居住的地方。每天打鱼打到哪里．天黑了就下锚停船歇息，应该是居无定所。     

赶麦场

村民的语言就是有特点,他们把麦季之间互相帮助收割小麦叫做“赶麦场”。也许就是这个“赶”字最能体现麦季的繁忙和急促吧。但这麦场可不是随便“赶”的,其中有不少道道呢。小小的“赶麦场”,可是人际关系的真实体现。村民们之间的关系有好有孬。赶麦场时,那些人缘好的人家最风光了,麦子还未熟,“大哥,麦子熟了喊我一声,立马就到”的招呼声就不绝于耳了,让人听了心里比蜜还甜。割麦时,就有不少人来赶麦场,说说笑笑之间,几亩麦子就割完了。那情景,简直让人缘孬的人家恨得咬牙。人缘一般的人家,赶麦场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     

故乡的石磨

如今,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石磨已经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即使在偏远的山区,石磨也已不多见了。从我记事起到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几年,见到父母除上班,参加队里劳动外,只要闲时总在推石磨磨面,那时家里人口多,几乎三两天就要磨面,在那缺吃少穿的年月,大多磨的都是玉米、高粱面。每当父母磨面时,总是带着我们兄妹几个,我除了照看妹妹外,有时也帮着推磨,记得好几次,我们兄妹几个在石磨边睡着了,醒来一看,父母还在磨面,想起父母那时的苦,心里真不是滋味啊!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有了电力磨面机,着实让人们感到了轻松、省力,电力磨面机不费多大功夫,几袋面就磨好了。因而,石磨的历史使命就随着机械化的进步退出了历史舞     

城里的人们一听口音就轻视我们

因为超生,村领导把我们逮起来了我是安徽省阜南县人,来北京差不多四年了。我记得当时家乡发洪水,把什么都淹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北京找活干。她(指女儿王翠兰)爷爷最先来北京的,奶奶那时候得了高血压,也花了一些钱。我们很穷啊,在家没有什么好干的。过了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人也过来了。我还有一个干弟弟在北京,他是卖菜的,收入还可以,他让我们来北京,说比呆在家里好,我们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一家人到北京来了。在老家的时候,她爷爷在公社医院,也算是个国家医生吧。我爱人也是医生,是自己开的诊所,那时乡里就只有我们家开的一个诊所,我…     

说几句实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已有5个春秋了,这是全国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然而,我不是贬低我们这里的乡村,有几个人知道这样重要的消息?即使有的知道了,也不过是一笑了之。原因是:能按这个“法”做吗?目前,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有的根本不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起什么作用。况且,现在我们这里根本不是自治群众组织。不但如此,还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刮起来了。每到村干部选举的时候,就看谁的“红包”大,谁就可以任职。走马上任后,就神气起来了,“我成了人上人”。可是又一想,我是花钱买     

《胆大包天：安泰百变CEO潘燊昌传奇》

老潘是我多年的好友。十几年前我刚刚回国创业时,他是我相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初次见面,我们是在一间小会议室, 冯仑让我给万通的领导班子介绍信息高速公路。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唾沫四溅地谈理想,谈创业,谈互联网,谈盖房子。老潘那时正在做一个“理想新世界”的地产项目,我也和几个     

邓小平与陕西革命

一 时光恍然回转到1926年。当时的国内形势由于北伐，国共合作很好。当时主政甘肃、陕西、河南的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倾向革命．曾专程到苏联请共产党人到西北军共同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从莫斯科派了20多个人．随冯玉祥回西北。据邓小平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由于交通不便，1926年年底，     

58岁打造一片金色晚霞--汤显泉退休后的创业历程

1995年,汤显泉在自己的一个学生、现任海鑫公司总经理的一再邀请下,从自己工作多年的教学岗位上下来,开始和自己的学生创业。他意味深长地回忆说:“那时也不好干,说起来挺难的。几个朋友凑起来10万元钱,相当于白手起家,认准了采暖设备这个行当,就想搞出点名堂。”当时他是个门外汉,什么技术也不懂,他想就当是帮自己的学生一个忙吧。他认真地说:“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干起事情已不是那么轻松自如了。况且创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操心,考虑周到……”     

炒河粉

到广东来，最能体现广东风味的，我认为是炒河粉。 第一次吃炒河粉是曾桂萍请的，那天到东莞篁村后，已过了午餐时间，她说我们去吃炒河粉吧。说完带我们穿过几条马路，到了一条小巷子里的一个小店坐下，老板送来一壶茶，和三个杯，然后问吃点什么。曾桂萍说炒三个河粉吧，两个五块的，一个三块的。不久，三个炒河粉就送上来了，我这才知道河粉其实就是家里的米面，不过我们不炒着吃，像下面条一样煮着吃。这炒河粉里有肉丝、鸡蛋、豆芽和辣椒，闻着香，吃起来更是爽口。我几下就吃完了，曾桂萍问好吃吧？好吃好吃，我说。她端起自己的盘子，擀了一半给我，说好吃你就多吃点。     

成功,从租书店办在家里开始

这是笔者对一位下岗者的采访笔录。 两年前我在单位的管理岗位上下岗了。那失落感就像一下子从生活的峰顶跌落到深谷一样。面对生活的突然变故，我一时手足无措，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之前我妻子也下岗了，由于年过四十，几次去应聘工作，却被别人婉言谢绝了。那时我想，只要我在岗上，一个月也能挣个千儿八百的，在重庆这个生活费不太高的城市里，这点钱养活一家三口也还勉强过得去，因此对妻子的再上不上岗也无所谓。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哪知我们企业的生产任务一天天滑下去。为了增效，单位开始了减员，无论工人干部，“冗员”都在…     

年轻人,我相信你们

当我从报纸上得知武汉市洪山区和随州市公开选拔县处级领导干部时,就忙将消息告诉我们处里的年轻人,结果有两个人报考了。我的两个副手也同我商量,给他们些时间复习考试,将他们手中的活儿分给我们在家的人做。在家的人都有谁?除了三个处长,还有一个“兵”。这“兵”怎么不去报考?我又问了他几次,可他幽默地说:“我们都走了,不只剩你一个光杆司令?”哦,我无话可说,也如此回了他一句:“那么好,我们北大的高材生,他们两个人的活儿你就多揽点儿哟。”这个高材生本是“牛郎”在南,“织女”在北,也隔了条长江“银河”,可那两个周末就是没有回家,只为分担他们两个留在处里的工作。难道他不敢报考?我想不是,别人也是从基层考到湖北省这个首脑机关的呀!     

这只能是一串回忆

无聊时,我总爱坐在窗前享受蓝天、暖阳,清风徐来,窗前那个米黄色的风铃随风而舞,许多米黄色的星星便在一起交头接耳,呢喃细语,宛如一首甜甜的歌。每到这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叫晓珊的女孩。那年我十八岁,高考落榜后在南方打工,生活的不如意,环境的渲染,让我冷漠且圆滑;现在想起来也暗自庆幸,那时,我离堕落只有一步之遥。“张惠妹”,我在“时尚女人”化妆店见到她时,眼前不由一亮。一头没束的披肩长发,黑色衬衫,黑色牛仔裤;很野,真像极了台湾红星张惠妹。“你应该用紫色的口红,粉红不适合你的皮肤。”对女孩子饶舌,是我那时常用的伎俩。“无赖。”从冷冰冰的嘴里只吐出两个字。“哎!这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看了些乱七八糟的书就以为自己很清高。”我看了看她手里席绢写的     

没有对错,只有不同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当选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让我想起来十几年前一段旧事。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恰赶上“温州模式”风头正猛,就想去温州看个究竟。在杭州往温州去的长途车上,和我坐在一起的,刚巧是一位杭州大学的讲师,一路上他把我向往的“温州模式”做了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     

我一个现实的浪漫主义者

回溯我做管理的历程，也可以追溯到15年前。那时我在美国，刚开始创业。但是真正懂得“管理”，对管理有所领悟，还是在我进入微软、成为职业经理人之后。我把我的管理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管业务，也就是在创业期间，那时候脑子里都是如何经营、如何创造业绩。第二个阶段开始重视协调。这段时间是我到微软之后和就任总裁之前。当我开始成为部门经理的时候，我开始领悟到能够让团队协作、能够充分合理的调配资源是多么重要。第三个阶段是从我就任微软总裁到现在，重点是如何“影响人”、“管理人”。     

当了一回“钦差”

三年前的一个冬日,我们辖区一个县的审计局长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一下吧!我们派车接你。”我不知何事,就坐他们的车去了。去了之后,县里的几个局长一起跟我谈:“现在这审计难你应该是知道的,但处理起来更难就不知你知道不知道了,反正我们这儿是挺难的。你想吧,一个县城能有多大呢?相互间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光这脸面都抹不开。这不,我们今年审计了几个单位,已经拖好长时间了,就是落实不了决定,缴不了罚款。今天,我们偷偷地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当回“钦差”,促一促他们,让他们尽快把决定办了”。我说:“这合适吗?可别出什么问题。再说,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