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K假说”的检验——基于中国贸易结构数据的实证研究

“H-M-K假说”或克鲁格曼“45度规则”指出,对于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国家而言,如果该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比等于该国出口需求收入弹性与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之比,该国的实际汇率往往不会出现持续的贬值或升值趋势。本文首先拓展了该理论,得出一个与“45度规则”等价但更简洁的理论结论,然后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不符合“H-M-K假说”之结论。通过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日本和中国双边贸易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造成中国不符合“45度规则”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过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过小,而进口商品结构则刚好相反。     

广义人口红利、 制造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及面板分位数的实证分析

人口红利不等同于人口转变,本文将人口红利的内容扩展至人口结构、 人力资本和劳动资源再创造三个方面,形成广义人口红利概念.理论分析表明,广义人口红利引发产业结构变迁,该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进一步地,借助空间面板模型及面板分位数回归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发现,广义人口红利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在面临行政距离、 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时表现不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持续显著.人口结构的变化带动整个产业增长,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人力资本的提高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邻近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则引起本地区产业波动.此外,人力资本在发达经济体的作用是落后经济体无法比拟的,劳动资源再创造对经济的作用基本呈现U型.     

“成本病”假说与“结构红利”假说的比较研究

"成本病"假说,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资源将向生产率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部门流动,这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结构红利"假说,认为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两者的"矛盾"需要辩证看待。就其假说的基础原理而言,资源要么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要么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成本病"和"结构红利"的原理假说不能同时成立。但是具体到实证检验层面,由于统计口径和具体指标的差异,两个假说同时成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经济增长收敛的内在结构效应分析——基于东亚“10+3”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是资源在产业间重新分配的过程,它包括第二产业主导资源分配的工业化阶段和第三产业主导资源分配的后工业化阶段,这两个阶段内含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收敛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证分析东亚"10+3"区域在1992～2010年间结构变动与增长收敛的内在关联,文章得出了以下结论:(1)东亚"10+3"的各经济体间的确存在着β收敛和σ收敛;(2)结构变动显著促进了经济体间的经济增长收敛趋势;(3)工业化阶段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结构红利加速了落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后工业化阶段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鲍莫尔成本却减缓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     

人口红利、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我国人口红利、贸易自由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它们互为因果关系,其中人口红利的劳动力数量结构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人口红利的劳资匹配效应及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直表现为正向促进。同时,研究还发现：劳动力数量结构效应是贸易自由化的格兰杰原因,即人口红利能够促进对外贸易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减缓。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再检验——基于地方税视角的分析

基于地方税视角,将环境税税收全部归入地方财政收入,利用CGE模型对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科学合理的税率、税收返还方式以及环境税对其他扭曲性税种的部分替代可以促进“双重红利”目标的实现,也即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就业增加或GDP增长.不过,以上方案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环境税的减排效果.     

教育红利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作用及渠道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部分解释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来源,但尚未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出口竞争力持续提高之谜。本文提出教育红利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并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红利通过效率转移、规模经济和工资成本效应等中间渠道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基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相对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教育红利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效率转移和规模效应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而通过工资成本产生负面效应。教育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重要内生源泉。     

FDI导向经济增长假说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的面板数据

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LG）假说长期受到学术界的认可。通过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察，本文扬弃了这一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FDI导向经济增长（FLG）假说，并通过建立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FDI推动出口并导致总产出增长的传导机制是成立的，且与收入高低有密切关系。即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上海面板数据

1995年-2011年,上海市人口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海市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且属于人口暴利阶段。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同时利用上海市教育事业投入、社会保障及就业投入等因素对人口红利贡献量的作用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及就业保障的投入能极大程度的开发潜在人口红利,并通过直线回归分析法预测2012年-2020年人口红利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对上,针对海市人口红利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     

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面板数据

研究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不仅要考虑数量因素,还应该考虑结构因素。可引入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概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模型。利用2000年～2009年新疆15个地州市面板数据,对新疆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对新疆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仅从人力资本总量角度分析,将低估了人力资本对新疆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人力资本结构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新疆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地区人力资本总体水平的提升作用都大于技能型人力资本。     

结构奖赏还是结构负担?——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变动与生产率演变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助shift-share方法模型,分解了1992-2007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构成因素,并检验了"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假说的存在性.文章还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制度变迁与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1992-2007年,整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各服务行业自身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引致,源自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假说均成立,它们约构成整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幅的10%;制度变迁是影响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来自湖北省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分析了湖北省人口转变的情况和年龄结构变动。根据相关指标,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就迎来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湖北省年龄结构的变动,劳动负担将会逐渐下降,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上升,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总抚养比下降为湖北省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4。湖北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假说检验

由于数据结构、计量方法和变量选择的不同,有关ELG(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系统分析FDI、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FDI纳入VAR模型中检验ELG假说,结果发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每增长1%的出口贸易开放度引发长期经济增长0.83%,出口贸易开放度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它对经济增长具有递增的促进作用;FDI具有持续提高中国出口贸易度的效应,从而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FDI是引发中国出口贸易度提高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公司结构与公司现金持有量——基于文献综述的理论假说

现金是流通性最强的资产,同时也是一种非盈利性资产,其特有量的大小影响着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公司的盈利能力.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公司治理、公司股权结构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以梳理与综述,并提出了符合我国现状的理论假说,借此分析了公司结构与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关系.     

要素自由流动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协调性集聚”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当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现有文献多从要素流动视角来考察经济集聚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然而,若将要素流动引入区域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可以发现非区域性要素集中规模的扩大,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基于此,本文以“协调性集聚”为核心概念,通过拓展现代集聚模型来构建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走向协调发展的理论假说。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提高要素流入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并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协调性集聚”的趋势。因此,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通过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提高要素回报率和收益率,是新时代我国形成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     

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源泉研究——基于规模递增效应与劳动力结构转变的分析

以我国制造业1980-2006年相关数据为基本资料,运用卡尔多·凡登定律(CaldorVerdoorn Law)来检验我国制造业是否存在劳动生产率的规模递增效应,并根据生产率增长的需求驱动路径来分析制造业劳动力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vze)方法来进一步分解劳动力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至少在1995-2006年间存在生产率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且在这阶段间存在着地区间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分解则表明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对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较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各地区行业本身劳动生产率的内部提升.     

论跳跃式区域增长结构效应及其实现

本文根据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跳跃式经济发展史实,针对知识经济下跳跃式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论述了跳跃式区域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及其生成机制,提出满足空间平等与总体效率最优均衡、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制度变迁和宏观调控的弹性均衡等跳跃式区域增长结构优化标准,说明了跳跃式区域增长结构优化路径。     

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认为,广东省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且劳动生产率变动往往先于GDP的变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既可推动经济总量增长,又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虽不能由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决定性地解释,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且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已逐步减弱,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带动作用已明显增强:广东省应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以促进就业.实现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     

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河南省的实证检验

通过采用1985-2009年河南省的经济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和VECM模型,对河南省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进出口的增长拉动了河南经济的增长。     

进口贸易促进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需求结构的分析

运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建立一个包括投资、消费、进出口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系统地对广东省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通过与投资、消费、投资领域的互动效应引致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