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部门的可贸易性分析

现实经济中由于非贸易品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区分我国经济部门的可贸易性开来对于研究我国实际汇率变动、产业结构调整及国际收支的变化等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可贸易性情况必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部门的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近年来我国总体经济部门的可贸易性虽然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分析其内在原因,并提出相关看法与建议。     

大连市软件出口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一、软件出口与国际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广义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是以提供服务为主要对象的贸易行为。在服务贸易过程中服务作为交换对象具有有形商品的一般特征，即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消费者为得到其使用价值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国际服务贸易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和服务的可贸易性的提高。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分工的深化，服务的可贸易性提高是因为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无形的服务变得“有形化”了，如唱片、电脑软件等以商品形式转让的服务贸易近年来就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实际汇率波动来源的动态演进特征

实际汇率波动来源中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因素哪个居于主导地位是近10年来汇率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首次采用长期数据从动态角度考察了十五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来源的演进特征.本文在对实际汇率波动来源测度的指标方法进行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我们首次发现:(1)实际汇率呈现出与可贸易品实际汇率、不可贸易品实际汇率两者同时高度相关的特征;(2)实际汇率的波动来源与各国经济增长特征存在关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可贸易因素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贡献明显增大;(3)实际汇率的波动来源与汇率制度存在关系,在浮动汇率时期,可贸易因素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贡献大幅提高;(4)可贸易性与实际汇率波动来源之间的传导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产业结构、可贸易性与贸易不平衡:一个理论解释

一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可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长期不平衡的基础是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从贸易顺差国来看,主要有石油输出国和制成品出口国。石油输出国的顺差是由石油价格的暴涨导致的,但是制成品出口国的长期顺差却是因为制成品的可贸易性远高于服务品引起的。由于制成品出口国在制造业方面有比较优势且制造业部门明显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它会出口制成品,进口服务品。如果两者都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平衡,但是如果服务品不完全可贸易,则不平衡就不可避免。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解释。     

美国商品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众所周知，美国的服务贸易享有全球无人能及的霸主地位，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商品贸易却越来越遭到多方的质疑。一国的商品贸易竞争力，直接牵涉到该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影响到该国的国民福利。自战后以来，美国的商品贸易历经了五六十年代的繁荣，七八十年代的衰退，和90年代以来的重新崛起。本文以美国商品贸易国际竞争力为探讨对象，分析美国商品贸易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因，并试图说明美国的商品贸易竞争力并没有随着其贸易逆差的日益加剧而不断削弱，且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印服务贸易发展比较分析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地区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并且两国在发展状况、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服务贸易方面，两国的总量都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具体到结构、行业发展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一定差距。本文通过对中印服务贸易发展进行比较分析，以便找出差距，促进中国服务贸易更好更快发展。     

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但两国的国际分工关系仍具有明显的垂直型分工特点。中日贸易关系中，不仅存在着贸易不平衡、日本对中国产品歧视性限制较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冷淡的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服务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入世”后的对策

服务贸易快于商品贸易的迅速增长，是建立在服务业发展基础之上的，WTO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国际协调，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又一推动力。服务贸易对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乃至经济全球化，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状况不容乐观，但处于逐渐改善的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于我国不仅十分紧迫而且意义深远。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出口:贸易中介是缓冲器还是推动器?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飙升的新时期,从出口国和目标国两端研究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文章一方面利用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模型;另一方面,采用2000~2009年中国对23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海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仅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也分析了贸易中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均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大;基于贸易方式和产品特征的分组检验进一步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一般贸易和耐用品出口的冲击更大;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出口的过程中,贸易中介既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效缓解目标国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扮演了"推动器"的角色,加剧了国内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阻碍作用。     

贸易强度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通过模型参数估计,我们发现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提升,也就是说,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并不一定导致该区域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步运动。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宏观经济波动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