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储蓄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国民储蓄研究可以总结为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问题、国民储蓄的实证研究和国民储蓄的调节与扩大消费对策研究。重点对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判断尤其是西方主流理论中的"动态无效"判断方法、高储蓄的原因以及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的实证研究进行评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民储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基本思路。     

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分析

本文以西方宏观经济学储蓄理论为基本框架,结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制度与形势,对中国高储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了降低储蓄率以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

论文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１）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２）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３）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论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2006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户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导致农村储蓄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     

收入分配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述评

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梳理了收入分配对储蓄率影响的文献并进行了评述。首先,本文回顾以往理论文献中关于收入分配对储蓄率影响的不同观点与理论发展;其次,本文总结以往文献中基于微观与宏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再次,本文讨论未来可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前景;最后,本文从分析我国收入分配不均与高储蓄率并存现象的现实入手,揭示收入分配扭曲可能正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高储蓄率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旨在立足现有研究文献,对储蓄率指标的界定、统计和国际比较、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对高储蓄现象的评价与预测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正确认识中国高储蓄之谜及寻找有效应对措施做一些铺垫.     

浅论收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分配——基于我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数据的计量研究收入、收入不平等分配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得出结论,即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对储蓄率的贡献明显变小,而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收入不平等分配对收入有一定的正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