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间转换中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滘中村为例

村庄土地利用变化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换的核心内容。以广东佛山南海的一个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和后工业产业升级的村庄——滘中村为例,分析了该村30多年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后发现,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大幅度减少,道路、公建、居住用地阶段性增长,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相继增长。其次,从主体、成本与收益、制度因素和空间效应等方面对变化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下,土地转用的产业升级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相对于转用成本的差异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动力,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调节了这种差异。而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乡村城市化、流动性和村庄社会空间重构等方面的空间变化,推动了乡村空间的转换。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农业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以无锡市东亭镇、安镇镇和羊尖镇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无锡市东亭镇、安镇镇和羊尖镇为例，通过应用德尔菲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选择农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模型，并据此着重分析了区域农地数量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农业集约化、城市(上海市)辐射力以及耕地保护政策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在不同的乡镇，农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是有所差异的，而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驱动因素的重要程度也是动态变化的。最后，作者就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合理保护农地尤其是耕地资源；重视耕地质量占补平衡；依据农业产业发展态势，积极调整农地利用结构；推进非农产业升级，合理控制非农用地规模；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的经济约束机制和土地利用决策体系；加强区域合作，避免产业结构的趋同导致的土地利用结构的趋同；促进产业科技进步，提高土地利用占用效率。     

云南省耕地垂直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力分析

云南耕地有明显的垂直变化规律,利用19862、000年两期土地利用变化遥感调查数据和2005、2007两期云南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来分析云南耕地的垂直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云南耕地有从地面坡度≤8°的坝区和从地面坡度≥25°的陡坡地向地面坡度为8-25°的中缓坡地转移的趋势;影响不同坡度的耕地变化的因子虽不一致,但主要因素是政策及政府行为、经济水平（工农总产值和GDP）、人口变化、农业从业人口变化、城市化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海峡西岸快速城市化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

利用2003—2007年海西的遥感和统计资料,根据海西的城市化发展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选取12个影响海西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构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指标体系,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因子的最优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海西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在影响指标体系的相关性分析中,所选取的指标基本上都与海西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特别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及城市化水平等因子。②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城市化水平、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进出口总额、非农业人口比重、总人口等因素成为了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变更的重要影响因素。③人口、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在未来海西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调整好城市发展中的各因素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重庆市40个区县为例

运用重庆市40区县1998—2008年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重庆市在空间上划分为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Ⅰ)、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Ⅲ)三大经济发展阶段区域,探讨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要素逐渐扩散,多数区县进入Ⅱ区域,Ⅲ区域逐渐缩小至渝东边远地区;②工业化由Ⅲ阶段向Ⅱ阶段演变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日趋强烈,当工业化进入Ⅰ阶段时,土地利用变化趋于缓和。土地产出率在Ⅱ阶段增长最快。区域土地产出率的演变规律与其土地利用变化相吻合,具有随工业化进程呈"倒U型"演变的特点。③承载性功能土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高于生产性功能土地,且伴随经济的发展,贡献的差距逐渐拉大。研究认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土地利用调控措施,使各类土地供给与区域所承载的经济要素相适应,以更好地满足区域的主体功能对土地供给的合理需求。     

漓江上游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漓江上游是漓江流域主要的水源林区域,也是漓江风景名胜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借助Arc GIS和ENVI软件,对2002年和2013年两期遥感影像数据进行解译,结合土地利用和覆盖研究方法,分析了漓江流域上游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变化以及土地变化的人文驱动因子。研究表明:2002~2013年漓江上游土地利用结构稳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在整体结构中,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林地和耕地为主。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呈现林地、耕地减少,草地、湿地和人工表面增加的趋势。在短时间尺度上,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漓江流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2003—2013年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在GIS及ENVI技术的支持下,结合回归分析方法,将2003、2006、2009及2013年TM遥感图像进行解译分类,利用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等指标对长沙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探讨了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2003—2013年,长沙市土地利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但减幅减小,林地面积先增后减,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且增幅增大,耕地和林地向建设用地转移较多,且在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明显;长沙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与土地利用变化量的大小在数量上存在着明显的线性相关,快速城市化将导致农用地的减少和建设用地的增加。土地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及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关系。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城市空间初期蔓延阶段、城市空间加速扩张阶段和城市空间急速膨胀阶段。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演化与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851、995、2000、2005年的遥感解译数据,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功能以及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1985—2005年间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和动态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揭示了近2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点,并对其主要驱动因素进行了重点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时期土地利用/覆盖的变化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差别。在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类型中,耕地与水域之间的双向转换非常频繁;草地与耕地,草地与林地之间的转化所占比例也较大;而建设用地是造成对耕地占用最多的土地利用类型;同时每个时段由于发展的目标不同,又有一些独特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特征。②近些年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动态演变主要是由政策因素、人口增长和农业经济效应等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本文从结构转换的角度总结了发展经济学家们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公共财政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一般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分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引致的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得出公共财政促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结构转换以及调节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     

我国东南沿海高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趋势--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自1990年代以来福建省晋江市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利用状况发生急剧变化,是我国东南沿海高速城市化地区的典型代表。研究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进行动态模拟,对于认识我国东南沿海高速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利用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构建了晋江市1989-2001年土地利用变化图谱,研究土地利用状况的时空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模型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的时序演变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耕地大量流转为建设用地,在当前驱动压力下,将来土地利用的格局将以高度城市化为特征。针对以晋江市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提出了若干保护耕地的相应对策。     

深圳市龙岗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深圳市龙岗区为研究区,通过空间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Moran’s I指数来研究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应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未来用地结构的变化,并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用地除园地保持增长外均逐渐减少,面积最大的林地是各类新增用地尤其是园地的主要土地来源;建设用地持续扩张,除林地外未利用土地是其主要来源,而在2000年后建设用地扩张大量侵占园地与耕地;各类用地均呈分散趋势;建设用地将成为主导用地类型,其余类型用地均显著减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在规划影响下工矿仓储用地与居住用地间存在着相互转换;园地在占有林地空间的同时被建设用地侵蚀,而短期呈现难以持续的增长势头。     

政策向何处倾斜

进入90年代中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轴心发生了转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态势,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投资需求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派生和引发其它需求,二是投资项目日趋大型化,三是产业发展不平衡性拉开,产业结构转换增大。凡是与     

房地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文章利用武汉市2000-2013年房地产业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武汉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发度、住房消费需求水平以及政府投资支出对武汉房地产业的发展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城市化水平对房地产业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政府投资支出水平.而第二产业在其他条件的约束情况下,可能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推进城市化水平以及提高政府投资支出能有效加速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要实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无缝对接.     

广东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支撑我省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稳定增长的拉力仍将首先是内需市场(国内、省内),其次是外贸出口。因此,启动内需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发达国家历史上,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以农业产业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带动传统农村改变为现代城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所以,从系统和整体上看,启动内需的战略重点应放在推进我省的城市化建设,以城市化进程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支撑     

中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诱发依存、动力来源及因素分解研究

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2015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从需求侧系统估算了最终需求增加值、生产总值的诱发结构并刻画了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边际贡献在于从需求结构分解影响总产出增长变化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结果表明:消费需求增加值诱发系数最高而其生产诱发系数最低,出口扩张增加值诱发系数最低而投资生产诱发系数最高;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正在形成;增长因素结构分解揭示国内需求扩张效应是决定总产出增长变化的主导效应。启示在于:新阶段供给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在于形成从"需求为抓手、供给为动力"转向"供给为抓手、需求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内在诱发依存关系,决定了新动能培育路径是由供给主导向消费主导升级的根本性转换。     

西部大开发与江西省工业化战略选择

从六大指标综合评价，江西省工业化所处阶段为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的阶段；江西工业化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央临着历史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大于机遇；加快江西工业化过渡的战略选择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以资源优势为依托顺向选择工业发展方向，以产业联度为依据择定工业主要\部门，结合农业产业化加速发展农村工具，加快农村小城镇以提高城市化水平。     

从包产到户到集中流转——从任桥村看集体所有制下农地产权制度的集体选择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居民经商意识浓厚,产权观念强烈,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建国以后,在土地产权制度上曾进行过不少的改革.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地农民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对耕地的需求与前工业化时期也截然不同.     

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采用1996-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总量呈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人均耕地数量呈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②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空间差异变化体现为“平缓—快速—平缓”的阶段性发展特征;③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市辖区与县级市耕地数量减少较大,多数县耕地数量有一定幅度的减少,宁乡县和茶陵县耕地数量有一定规模的增加,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率具有“市辖区＞县级市＞县”的空间分异特征;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结构调整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成果能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可为类似地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呼和浩特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基于呼和浩特市土地利用数据资料,以呼和浩特市12年来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有关土地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呼和浩特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土地利用转化的速度以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影响呼和浩特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人口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吸引外资带动开发区经济发展、建设用地增加扣社会经济活动等因素.     

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六大对策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一种不完善、不彻底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差距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转换。二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三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制约我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除了已经提到的经济结构偏差外,还集中表现在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这些因素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