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受贿罪是一种贿赂罪。当前，受贿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法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规定不尽完善，从而阻碍了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本文通过对《刑法》中关于受贿客观方面的规定及其缺陷的论述，提出了三点立法建议：一是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违背职务行为”；二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三是扩大受贿罪的内涵和外延，将索取或收受的“财物”修改为“贿赂”。     

“性骚扰”的刑法规制路径与防范机制--以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事件展开

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事件背后存在性骚扰是否能够根据现行刑法定罪以及定为何罪、是否有必要专入刑法、如何完善防范机制等多重问题。在对性骚扰相关罪名的梳理上，对性骚扰在当前可以入刑法的各项罪名加以罗列，以强制猥亵妇女罪为例探究罪与非罪的界限所在，得出性骚扰在我国以单独罪名入刑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应在现行刑法基础上加以规制的结论。而防范性骚扰，则可以从刑法上和其他方面，通过法律和社会的渠道共同加以完善。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它是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防卫过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不能笼统地定防卫过当罪。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就是防卫人对自己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虽然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行为应定什么罪名没有作具体规定,但一般司法实践在确定罪名时,都是在认定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基础上,按照刑法分则相应的条款来定罪的。因此,研究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它是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防卫过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不能笼统地定防卫过当罪.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就是防卫人对自己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虽然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行为应定什么罪名没有作具体规定,但一般司法实践在确定罪名时,都是在认定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基础上,按照刑法分则相应的条款来定罪的.因此,研究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含义的探讨

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一个类罪名、章罪名，被规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二章，仅次于《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重视和予以重点打击的态度。而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准确界定，无疑对正确把握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浅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是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积极履约行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典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不能完全等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方面。秉承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应当在条约精神的指引下解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若干问题研究

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刑法第312条作了修正,两高旋即出台了《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正式确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罪名。本罪作为赃物犯罪的基本罪名,在司法司法中应用较多,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该罪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法理意义。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确立的新罪名。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正当性。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了其影响力并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     

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关系之浅议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的行为,涉及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两个罪名,而对于这两罪之间的关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大分歧。在对各种观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以两罪相互独立的观点来代替通说之法条竞合的观点,是处理两者关系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关系之浅议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的行为,涉及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两个罪名,而对于这两罪之间的关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大分歧.在对各种观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以两罪相互独立的观点来代替通说之法条竞合的观点,是处理两者关系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嫖宿幼女罪废除论质疑

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所以成为刑法热门论题,主要原因还是公众对于设立该罪名存在的误解。事实上,该罪名并不会对幼女造成二次伤害,也没有量刑畸轻的情况。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保护法益、立法目的和约束的行为都有不同之处,而且顺应了国际立法潮流,有其独立价值。当前主要的关注重心不应当是废除嫖宿幼女罪而是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可以调整法条用语,还要明确与强奸罪之间的刑法选择原则,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论商事账簿的完善——从商业贿赂防范措施角度谈起

随着商业贿赂易发、多发，呈现出犯罪主体和犯罪环节相对集中的特点，给商业系统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任何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都需要通过资金的流动来实现，而任何资金的流动都会以真实或虚假的形式反映在会计账簿中，所以在我国建立统一、完善的商事账簿制度，可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和减少商业贿赂等现象。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欠薪逃匿行为的预期惩罚过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意味着欠薪逃匿行为收益上升,导致该行为呈高发态势,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失。这是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经济原因,也是刑罚调整欠薪逃匿行为的正当性基础。社会成本的最小化是该罪法律适用的经济目标,也是刑罚调整欠薪逃匿行为的必要限度所在。为此,应当全面衡量其社会成本,对"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作限缩解释,正确适用该罪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规定。     

现阶段金融环境下之证券市场操纵犯罪

2005年10月公司法与证券法同时进行修正,对国内的证券金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利用证券交易制度的漏洞所进行的新形态市场操纵行为也随之发生.为了配合2005年证券法的修正,2006年6月的刑法第六次修正也针对第182条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修改.根据修法后的内容,操纵行为的对象扩及证券交易量.对于冲洗买卖也采用实质性判断,因此本罪应当称为操纵市场罪,其性质应当属于行为犯.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及其社会配套机制

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成年人犯罪的状况也日益严重.然而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如何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并保护其自身权益的问题,并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这一实践经验,将其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通过重点探究附条件不起诉的内涵,厘清其与其他类型不起诉的区别,阐释了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内容及其适用,分析了其存在的不足.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完善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环境刑法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猖獗的环境犯罪,相关刑事法律的约束力和惩治力仍然显得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改善。完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需要科学定位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适度增加危险犯的立法模式、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实施更加有效的刑罚措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单位犯罪相关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在立法上肯定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地位,但我国单位犯罪立法还不成熟,影响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理论性和操作性较复杂的问题,如单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犯刑事责任等问题还有待研究与完善。     

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的解读

通过对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罪名、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进行解读，从而得出：该罪的名称应是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而不应该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主体中的自然人最低年龄应当降低并把单位纳入其调整的范围；主观认定上应采纳严格刑事责任；刑罚配置上应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要件探析

对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要件应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判断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行为人是否是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驾驶非机动车为标准;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在实践中应正确理解和适用;指使者不能以交通肇事罪中的共犯论处,而应视具体情节定罪。     

保险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

在保险诈骗罪频发的犯罪态势下,司法实践中相关疑难问题的解决对遏制犯罪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法制完善是遏制保险诈骗犯罪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因素,应从体制上解决保险诈骗罪的主体、罪数以及相关共同犯罪认定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