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

出口的增长除了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完整地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按此方法估计的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     

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

出口的增长除了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完整地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按此方法估计的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以新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目前进入第三个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我们原本以为，持续了20年的GDP近10％的年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GDP较高增长周期。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背后，各类深层次矛盾也进一步发展，尤其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最为突出，表现为投资规模过大，消费总量不足，出现了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世纪全球的地区、次地区贸易协定已达成170多个,其中90%以上产生于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可以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导趋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增长迅速,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甚。2000年双方贸易额达395亿美元,为上个世纪的最高点。加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的独特的地缘、史缘、文缘、亲缘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区域合作(即“10 1”)的构想充满想象力。在2001年11月召开的文莱会议上双方明确地表明了十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     

生产者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向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者服务业,并且日趋活跃。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对中国等东道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利用C—D函数。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实证模型,考察1991-2005年中国生产者服务业FDI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GDP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期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土地财政规模得以扩张,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学术界所讨论的焦点问题。从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入手,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为探索土地财政合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

基于200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分别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的关系,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呈现倒"U"型关系形态,只有北京、天津和上海跨过拐点,取得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存在正相关关系;(2)综合考虑两者对工业用水的影响,与单独考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因素相比,产业结构因素会延缓工业用水下降时点的到来,而经济增长会弱化产业结构因素对工业用水增加的压力;(3)环境保护要求、工业内部结构、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虚拟水战略"也是工业用水下降的影响因素。     

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中国因素分析--基于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

中国的贡献是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从1978年到2000年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动力,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部分年份中国因素的贡献率超过100%。通过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因素变化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是次要原因,但却是重要原因。20世纪80和90年代人口增长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在31.8%和43.5%之间波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6.5%和68.2%之间波动。所以,虽然中国因素推动国际收入不平等下降的主要源泉是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我国经济系统的结构因素与 经济增长的结构依赖

本文在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分析各种结构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根据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的结构依赖模型,并以我国各省市(区)作为实证对象,分析了2006年、2009年以及两阶段过程中各主要结构因素与我国经济增长关联关系,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对各结构的依赖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和国内生产总值项目结构是我国经济系统中的主要结构因素;我国当前产业结构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必须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消费率、劳动报酬率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强我国第三产业投资力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初见成效。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 均衡增长中的公共投资因素 ——基于1 489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根据对北京等7个城市的1 489份调查问卷分析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问题，发现制约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最主要作用是引导战略产业成长，公共投资最应该投向的领域是“科教文体卫”等公益项目，公共投资与GDP最合适比例应在10%左右，公共投资最应该发挥的是社会福利效应等，并提出提升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新动态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些新方法新理论被不断发掘,如收入差距与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和财政波动、收入差距与产出波动等。本文对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新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为研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问题提供参照平台,同时也为研究和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提供建议和参考。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国有经济的市场化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相结合,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坚持公共部门的公益性与利用市场运作相结合。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 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２１世纪将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同时,２１世纪将是信息、知识和文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人类的未来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也将更加依赖于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的融合及其发展。本文首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进而分析了知识经济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