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农地流转风险识别研究

全面、系统地识别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构建农地流转风险清单,是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对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流转阶段”和“参与主体”两个维度,结合安徽省典型流转区62份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过程,依次识别农地流转不同阶段、不同参与主体可能面临的风险,构建农地流转风险清单。结果显示:(1)农地流转约定阶段,村干部主要面临政绩考核风险,转入户面临规模风险,转出户面临强制流转风险和流转期限风险;(2)农地流转执行阶段,村干部面临管理风险和耕地保护风险,转入户面临技术风险、经营融资风险、土地利用风险和履约风险,转出户面临经济收益风险、失业风险、养老风险和利益表达风险;(3)农地流转完成阶段,村干部面临公信力风险,转入户面临亏损风险,转出户面临失地风险和地力衰退风险。风险识别结果不仅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农地流转风险,也可为后续制订相应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政府供养村干部”

2004年，嘉兴市秀洲区出台《关于对村干部补贴实行财政专项支付的意见（试行）》。按这一文件规定，全区近600个村干部，将由区、镇两级财政共同供养，而不再从村集体收入中领取报酬。选择秀洲区作为“政府供养村干部”改革试点，是嘉兴市实施城乡—体化做出的具体尝试。中央推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后，秀洲区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农地土壤治理的困境、实现路径及制度保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地土壤污染所带的消极后果逐渐凸显。我国农地土壤治理需要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政策相契合。由此,我国应当正视农地土壤治理所面临的困境,超越原有的治理路径,在解析农地之上农户、集体、国家等多元利益主体并准确定位的基础上,以"约束——激励"的双重路径实现对农地土壤的治理,并完善农地登记、财政支持等制度加以保障。     

农村税费改革后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建设的对策

实行免征农业税和种粮直接补贴,作为惠及9亿农民的一件大事,在使农民得到实惠,提高种田积极性的同时,也断了村干部的收入来源,而全国几百万村干部又被政府排除在财政供给体制之外,这种“村民自治”与推行“农业税及附加取消”相互脱节、缺乏衔接点的改革,使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两张皮”的态势,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工作带来新的情况和影响。如何根据新形势需要,合理解决村干部报酬的资金来源问题,转变村干部的工作职能,亟待摆上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农地确权、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决策——来自广东粤北山区农户的调查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农地确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以及备受关注的土地细碎化的资源特征,构建“产权权利界定、产权资源特性与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广东粤北山区阳山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条件混合处理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未能有效激励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行为,但土地细碎化显著抑制了农户雇佣劳动力和机械服务购买行为,还显著促进了化肥施用。进一步纳入农地确权和土地细碎化的交互项的模型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与土地细碎化两者之间不存在互补或替代的交互效应。采用中介机制、子样本分析等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由此认为,农地确权政策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不可教条式地过度吹捧农地确权政策的生产投入影响效应;对于丘陵山区地带而言,农业政策应从聚焦于地权制度改革调整到缓解农地细碎化问题上。这不仅对激励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而且也有利于农地“减肥”,缓解中国日益紧迫的农业资源环境问题。     

“双碳”目标下农地细碎化对植被碳汇的影响研究

目的 提升植被碳汇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尽可能全面地识别农地细碎化对植被碳汇的影响，能够从侧面展示农地细碎化治理蕴藏的生态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卫星遥感数据，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农地细碎化和植被碳汇水平，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农地细碎化对植被碳汇的影响。结果 （1）农地细碎化会显著降低植被碳汇，农地细碎化指数每增加1%，植被碳汇降低0.127 4%。（2）从农地细碎化维度来看，面积和分布细碎化均会显著降低植被碳汇。（3）从土地覆被类型来看，农地细碎化的影响并非局限于农地，同样会降低林地和草地碳汇，农地细碎化指数每增加1%，林草碳汇降低0.138 5%。（4）从空间关联来看，农地细碎化的影响并非局限于当地，同样会降低周边地区植被碳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5）农业综合开发的土地治理项目能够降低农地细碎化对植被碳汇的负面影响，且相较于自筹资金，财政资金的治理效应更优，相较于农地治理，生态综合治理的治理效应更优。结论 应加强“生命共同体”系统思维，全面认知农地细碎化影响植被碳汇的广度和深度，重视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生态价值。在农地细碎化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生态保护和修复列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的前提。     

农业效益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农地流转是解决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农地流转进程缓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农业效益低不仅影响农户的从业选择,而且影响其农业投资意愿,从而影响农地流转有效需求.最后,对改善农业效益、促进农地流转提出建议.     

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为何举步维艰——基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视角的分析

本文揭示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和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之间的行动逻辑,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测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为加快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较高的土地财政依赖是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形成又与现行的行政分权和财政集权体制有关。要加快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需要地方政府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仅需要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而且需要调整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力度,赋予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更多的与事权相匹配的税权。     

中国现行的农地政策能有效抑制农地调整吗——基于全国村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评估现行农地政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中央政府抑制农地调整的努力一致,中国农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频率均呈现出由逐渐上升到显著上升再到迅速下降的变动特性。中央严格限制农地调整的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农地的频繁调整,特别是抑制了农地的大调整。此外,农地调整还受到土地承包期、资源禀赋、农地价值以及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为此,要减少农地调整带来的效率损失,不仅要继续实施承包期内禁止农地调整的政策规定,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而且要赋予农民长久的土地使用权,加强对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政策教育、强化监管和监督,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农地“三权分置”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的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1）农地“三权分置”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且主要推动了财产性集体经营收入增加，非财产性集体经营收入无明显变化。（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三权分置”增强了村集体主体地位。一方面，村集体通过增加地力投资，获得新增土地的增值收益和集中统一流转的管理费；另一方面，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后，村庄能够吸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而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3）异质性分析表明，“三权分置”对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提升作用对处于城郊的村庄、村干部受教育年限高的村庄和产业化水平较高的村庄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应当继续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落实，增强集体经济活力；同时，鼓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农地流转如何改善细碎化经营——基于地块规模门槛的分析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熟人交易限制了农地流转对细碎化经营的改善。然而,鲜有研究从地块规模门槛视角考察转入户经营规模扩大后的农地细碎化程度。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地块数量、地块平均规模和地块规模门槛三个指标下的农地细碎化水平差异,并利用湖北省传统农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转入和农地流转对象对细碎化经营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发生流转后,尽管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平均数量增加,但26.58%的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规模门槛达到10亩。实证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改善转入户经营农地的细碎化水平,但不是通过减少地块数量彻底解决,而是通过提高地块规模门槛逐步改善。本文研究发现,非亲友型流转不仅能够减少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数量,而且可以将其经营的所有地块的规模显著提高到8亩。因此,降低离土农户对承包地的依赖,减少委托保管性质的亲友型流转,可以有效加快农地细碎化改善进程。     

基于城乡统筹的农地流转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地流转利益主体主要有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地转出方和农地转入方.各利益主体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进行交织复杂的利益博弈,作出各自的决策.本文对农地流转各利益主体进行了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要促进农地流转,必须处理好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户转出农地获得的总报酬不低于自己经营农地;转入方转入农地获得的报酬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降低交易成本,能增加农地转出方和转入方的报酬.     

农地整理过程中农民利益诉求——来自湖北省部分县市的实证研究

目前中国的农地整理项目的运作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主要由政府出资和指导,农民作为主要的受益主体参与较少,被定位为项目决策的接受者,导致农民群体的真实利益诉求不能很好地显现出来,极大地影响了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效果。因此,该文试图通过对湖北省部分县市农地整理项目区域农民的随机调查,分析目前农地整理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诉求,并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农民的利益诉求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利益诉求“较强烈”的农民占的比例最大,达到3660％;利益诉求“很强烈”和迫切的农民占到1400％;诉求态度“一般”的农民比例为2820％;利益诉求“较弱”的农民比例为1870％;利益诉求“很弱”的农民比例为250％。依据模糊综合评判的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出目前农民对农地整理意见较大,拥有“较强烈”的公共利益诉求。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分析

农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农民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双重功能,因此,征用农地必须给予合理补偿.但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却存在着不合理性.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农地征用补偿标准所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就如何改革现行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提出了一些对策.     

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资本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农地过度资本化问题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随着耕地价格上涨,耕地价格与耕地非粮化存在“U”型关系,“U”曲线在耕地价格为969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耕地价格上涨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作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2）耕地价格与非粮化的“U”型关系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区域异质性,“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在耕地价格为876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较全样本拟合曲线的极小值拐点约降低90个单位。研究结论：农地适度资本化未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而当农地过度资本化时,耕地价格上涨会促进耕地非粮化利用。未来在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政府有效介入,正确引导和监管市场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完善用途管制制度。     

村干部向何处去——关于村干部“公职化”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通过对村干部“公职化／职业化”理论探讨与经验实践的述评,以及从评判村干部职业化的三个袁征：“村干部工资的来源及发放主体、村干部工作的流动性、村干部的职业生涯设计”和村干部职业化可行性的四个维度：“国家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环境、群众基础和组织机构环境以及村干部自身的基本素质”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传统农业型地区的农村,村干部公职化／职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并进一步澄清了经济发展与村干部职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发展是村干部职业化/公职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法律法规、民众政治生活习惯的协调发展。     

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对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包括决策、激励和监督）机制对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方法：微观计量经济方法。研究结果：（1）社员参与决策有利于其增收和提高满意度,而村干部不同参与决策方式的影响不同,如通过理事会参与决策能提高社员收入和满意度,但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决策会降低社员满意度;（2）政府扶持和“保底租金+二次分红”的收益分配方式均能促进社员增收和满意度提升;（3）有效的监事会及财务公开制度能提高社员收入和满意度;（4）理事会和外部激励有利于村干部户增收,而内部激励和监事会有利于非村干部户增收。研究结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是影响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关键,因此,合作社发展政策重点是规范治理机制。     

财税政策、工农业分工与农业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动态分工演进,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起点,将秩序服务和财税政策纳入一个理论框架,结合超边际决策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考察在此过程中各个经济人的最优决策在市场上相互作用而内生的各种变化,揭示了财税政策作用于工农业分工和农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然后,使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分析表明,政府财税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工农业分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会扩大粮食生产的迂回化经济程度,进而推动粮食部门的农地生产率提升。就长期而言,单位面积的财政支农支出对农地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既定情况下,单位面积的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地生产率增加3.23%;从短期来看,单位面积财政支农支出对农地生产率的作用较弱,但在反向修正机制的作用下,最终会达到有效提高农地生产率的长期稳定均衡。另外,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新疆玛纳斯县农户调查的农地流转问题分析及建议

农民是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对农户具体行为的研究可以直接反映现实情况,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就参与农地流转情况对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进行调研,结果表明:转包和出租仍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农地以自发流转为主、流转期限普遍较短、农地流转呈现出“非粮化”趋势.通过剖析当前农地流转的现状及呈现出的特点,认为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农地流转的非粮化与粮食安全、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并提出农地流转必须兼顾粮食安全、规范政府职能、大力培育并完善中介服务组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