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的价值:党员身份与社会网络的回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否不同?

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党员身份和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两种非市场因素,它们对于收入的作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所不同吗?通过对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党员身份能显著地提高收入,但党员身份在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作用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通过1995年与2002年的数据比较,党员的回报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2)社会网络在国有单位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非国有单位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     

社会救助的弹性分析:以江西“农村低保”为例

文章以江西省农村低保制度为对象,通过结构访谈、问卷调查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并运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社会救助规则实施过程中的弹性问题。研究发现,行政权力、封闭性关系、信息、地方性人力资本等因素塑造了规则弹性的多样化形态,在规则弹性模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信息、地方性人力资本对规则弹性有正向影响,而行政集权（类体制内控制）、封闭性关系对规则弹性有显著约束作用,但研究未能发现行政分权（政策性优惠因素）对规则弹性的显著作用。结果表明,权力-关系网络机制和信息-人力资本机制对规则弹性有着互为反向的作用;而且,与权力-关系网络机制相比,信息-人力资本机制的解释作用更为突出一些。     

社会资本与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以保定市为例

文章将失业者的再就业视为一个职业经济地位获得的过程。通过对保定市300名失业者的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失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通过其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嵌入资源）对其再就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对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有显著影响,但只集中在嵌入的网络资源方面。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在社会结构转型期应重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经济地位的作用与局限。     

社会资本、农地流转与农户消费扩张

中国农户消费转型升级引发各方关注,但鲜有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和生计策略调整对农户消费的传导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社会资本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消费基尼系数总体呈缩窄趋势,但农地转出农户相比农地转入农户具有更高的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不均等程度;（2）农地流转能够影响农户关键自然资本改变和生计策略调整,从而显著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且参与农地流转农户相比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具有更高的消费动机;（3）社会资本在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过程中对农户消费存在微观中介效应,即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越大,且能够通过提高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机会和扩大其多元化收入来源,间接提升农户消费水平。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应积极有序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并强化农户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农户多元化收入,从而全面助推农村消费转型升级。     

营商环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 2011-2018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指标,探究营商环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差异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更能加大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各要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营商环境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在高科技行业民营企业中最为显著。     

生产率影响差异及企业出口竞争力——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所有制是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小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生产率对国有企业获得出口竞争力有负向影响,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其进入出口市场的竞争力越强。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其消费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西部11个省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分析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财产性收入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 CHIP 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运用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法，探讨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可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在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不同性别子代和不同年代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父代认知性社会资本仅能够提升男性子代、以及 70 后和 90 后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此外，从代际收入流动模式来看，不管子代是从最低收入阶层流向中低收入阶层，还是由最低收入阶层流向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可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流动性：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农户收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从1989年到2006年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和分解。测算结果表明,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短期不均等有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短期中因流动性的下降而正在弱化。分解结果则说明,相对收入位序的改变虽然仍是农村内部收入流动的主导因素,但收入增长的作用正在增加。这是因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层化现象的长期化趋势正导致位移效应的作用下降,且在低收入家庭中已开始出现“阶层锁定”现象。     

创新与收入不平等

文章运用1995-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部门内和部门间两个视角,考察总体创新和产业创新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不同影响：对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总体创新水平和高新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创新带来了不同收入阶层内部的分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农业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显示出农业创新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创新水平和农业创新水平具有缩小作用,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水平具有显著扩大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总体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对相邻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扩大作用。     

不同视角下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再分配——基于年度收入和终生收入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发现总体上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差距，降低了相对贫困率，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但社会保障对劳动年龄人群和老年人群的收入再分配作用非常不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主要不是通过收入阶层间的再分配，而是通过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高收入人群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出去的收入很少，中国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累进性很低。另外，与1995年相比，2002年时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下降，相对贫困率有所上升。我们还发现从劳动年龄人群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看，以终生收入为基础估计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收入再分配效应大干以年度收入为基础估计的当期再分配效应，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实行改革后的养老保险方案对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非常大。     

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的不同社会网络对于不同的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是利用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首先,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其次,即使亲友关系也不能提高利用它找到工作的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而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所以,在研究中忽略社会网络和民工的差异性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本文有助于帮助理解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收入、生态与农民共富:来自农户的证据

乡村生态振兴对于推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但作用机理并不清晰。文章构建"农民收入-要素配置-生态环境"的分析线索，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揭示生态振兴赋能农民共富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经济收入对农民幸福感产生"倒U型"影响。但在拐点来临之前，促进收入增长仍是提升幸福感并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2）收入具有结构性差异。其中，由外出务工获得的非农收入隐含"人户分离"及情感缺失，对农民家庭幸福产生"倒U型"影响，农业收入则能够持续地增进幸福感。（3）农业具有生态依赖性。特别地，生态振兴通过促进农地经营规模、农业劳动力供给与农业长期投资进而实现农业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生态环境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并有助于实现全局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文章认为，单纯以非农收入为导向不利于增进农户幸福感，有必要通过生态振兴促进农业经营性增收以诱导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FDI如何影响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发现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机制，并在构造外资溢出三类指标的基础上，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资企业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溢出显著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并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出口规模；（2）外资行业间后向关联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明显，但扩大了已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仍成立；（3）外资进入对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外资来源地和本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社会转型期公众社会焦虑影响机制 及缓解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我国居民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增长对我国公众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在贫富差距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贫富差距较高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社会焦虑水平。伴随着贫富差距问题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高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显著降低,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则不断提升。     

共同富裕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2017年调查数据

以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同时考察子代受教育程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有显著正向增收效应,且父亲的影响程度低于母亲;父母受教育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大子代收入差距;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中,城镇、女性和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子代受教育程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增收效应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教育扩张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吗?——来自CHNS2006年数据的证据

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教育如何影响中国转型期劳动者的收入。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发现教育水平只解释了个人收入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较小部分。运用分位回归的方法,发现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可能更低或不显著,这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贫困。对于教育而言,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变化比教育水平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有更大的影响,与教育水平相关的劳动时间、就业单位也对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论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单纯教育扩张并不必然缩小收入差距,要使教育的收益率真正反映生产率的差异,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状况、缩小不同部门的工资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渠道冲突：社会网络资源的中介作用

文章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渠道冲突的影响作用以及社会网络资源（市场信息获取和规范性影响力）的中介效应,明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渠道冲突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两个维度（企业商业实践的社会责任行为和企业慈善的社会责任行为）分别对社会网络资源的两个方面（市场信息获取和规范性影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市场信息获取和规范性影响均能够显著地降低渠道冲突;市场信息获取对商业实践社会责任行为和渠道冲突之间的关系、规范性影响对慈善社会责任行为和渠道冲突之间的关系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文章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驱力角度强化了中国企业实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理念,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数演化——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该文利用实证调研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苦乐感受进行分析，发现收入与目前快乐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健康、亲情与工作状况一定的条件下，收入、资产与目前快乐感、5年后快乐预期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目前浙江省居民的快乐程度表现出随着经济状况（收入与资产）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当平均收入高于一定水平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快乐水平出现衰减现象，从而初现了“幸福-收入”悖论的中国模式。